与朝鲜记载错误相比，朝鲜对《明史》中正统观念有很多批评，尤其是关于南明历史的处置，很令朝鲜君臣不满。因为有朝鲜人认为在永历政权未灭亡之前，明朝尚存，《明史》中应该给南明诸帝立纪。有朝臣议之曰：“余见《明史》，皇朝之统，讫于崇祯甲申，其后继以胡统，以弘光、隆武、永历三皇，比之僭号而黜之，此史出于胡人，固不足责也。然缙绅大夫之论，亦每以为皇朝亡于甲申，余独以为皇朝不亡于甲申而亡于永历。”(35)因为对清修《明史》处理南明不当，朝鲜史官黄景源“在史馆时，读张廷玉《明史》传。至弘光、隆武、永历三先帝列于诸王。未尝不悲愤泣下也”(35)，“常以春秋大义自任，见张廷玉《明史》，不与弘光以下三帝统，乃撰《南明书》三本纪、四十列传，起弘光元年，讫永历十六年。又以崇祯以来，本朝诸臣之为皇朝立节者，作《陪臣传》”(36)。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为了纠正张廷玉《明史》之误，又激发朝鲜编修《明史》的热潮。后来，朝鲜国王正祖也加入进来，自己编撰成了《明纪提挈》二十卷。
    另外，《明史·历法志》也颇受朝鲜批评，“雍正中修《明史》，乾隆初成其志，天文及历则出自西洋人戴进贤来仕燕都为钦天监官者。而大统、回回二法多阙谬，回回尤甚，遂令有明一代之制，无以传于久远。惜哉！”(37)批评张廷玉“短于史学”，致使《明史》“阙讹甚多”。(38)
    当然，清修《明史》对于朝鲜也有一些积极的影响。李德懋固然是指出了《明史》中不少错误，但同时也肯定过《明史》一些长处。例如，《明史》中载录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兵部覆文，有提及朝鲜之史料曰：“丽人鸷悍耐寒苦，而长衫大袖，训练无方，宜以束伍之法教之。朝鲜八道，十九无城，皆应修筑屯聚，以备不虞。朝鲜俗，贵世官贱世役，一切禁锢，往往走虏，为本国患，宜破格搜采。”李德懋以为，“此皆切中我国之病”(39)，深表赞同。朝鲜甚至以张廷玉《明史》修正朝鲜实录之误。朝鲜曾考求国王文宗嫔妃事迹。文宗为世子时，得金氏、奉氏、权氏，但三人或废或死。文宗登极之后，《文宗实录》中却无嫔妃资料，“辛酉（1441年）至庚午（1450年）为十年，而无册嫔之事，即位三年而无册妃之事，决无是理，甚可疑也”。但《明史·朝鲜传》中，则有“文宗即位，天子赐冕服，又赐王妃崔氏诰命”之记载。所谓崔氏，“野乘国史皆不见”，但在《全州崔谱》中，则发现左相崔道一有二女，“一即永顺君溥，即广平大君之子；一恭嫔，以昭训进，册为嫔无后”。据此两相印证，得出文宗继位后，册封崔氏为后。朝鲜人分析其原因曰：
    向来虽有三朝实录考出之事，实录之踈漏亦多，况革除之时，事多忌讳，史官之不能直书者必多。又况实录之撰，出于后代，亦安知非史官之随意刊削而然耶？其时法令甚严，私家野史，亦不敢记录，理势固然，但恭嫔二字，足为的实之断案矣。《明史·朝鲜传》，列朝王妣诰命，皆书姓氏，不独崔氏然也。自上虽有批决之语，而犹在疑信之中，故使宗簿索本家可考之迹，圣意所有，详密无余蕴矣。(41)
    这里指出《朝鲜实录》之疏漏，而清修《明史》可以补其阙。以清修《明史》纠正《朝鲜实录》之错谬，也可见《明史》对他们的影响。相对于对朝鲜史学上的影响，对于朝鲜国事的影响可能更大，因为正是《明史·朝鲜传》的有关记载，使得朝鲜在崇祀明朝皇帝的大报坛上又有大的动作。
    1704年，明朝灭亡六十年之际，因为明神宗在“壬辰倭乱”期间派兵拯救朝鲜，有“再造藩邦”之恩，朝鲜肃宗国王在昌德宫后苑建大报坛，崇祀明神宗，每年举行祭祀活动。英祖二十五年（1749年）三月初一日，应教黄景源报告，《明史》记载崇祯十年（1637年）时，当明毅宗获悉朝鲜仁祖被皇太极围困于南汉山城的消息时，当即命令总兵陈洪范调集各镇舟师赴援。《明史·朝鲜传》原文如次：
    （崇祯）十年正月，太宗文皇帝（皇太极）亲征朝鲜，责其渝盟助明之罪，列城悉溃，朝鲜告急，（明毅宗）命总兵陈洪范调各镇舟师赴援。三月，洪范奏官兵出海。越数日，山东巡抚颜继祖奏属国失守，江华已破，世子被擒，国王出降，今大治舟舰来攻皮岛、铁山，其锋甚锐。宜急敕沈世魁、陈洪范二镇臣，以坚守皮岛为第一义。帝以继祖不能协图匡救，切责之。亡何，皮岛并为大清兵所破，朝鲜遂绝。(42)
    就是《明史》中这数行史料，促使英祖有了一大举动，把大报坛由独祀明神宗变成崇祀明太祖、明神宗、明毅宗三帝的祭坛，对于朝鲜尊周思明之历程又大大推进了一步。(43)
    可见，清修《明史》传入朝鲜，无论是对南明史的处置，还是对朝鲜史实记载之舛误，都受到过批评。但也有积极的影响，朝鲜以《明史》纠正《朝鲜实录》之疏漏，对于明史有了更为全面的掌握，甚至促进了朝鲜的尊周思明活动，这大概是清朝所无法获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