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朝鲜辨诬之经过与原因
    朝鲜向清朝辨诬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也就是朝鲜显宗（1659-1674年在位）、肃宗（1674-1720年在位）与英祖（1724-1776年在位）年间，基本上相对应于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朝鲜燕行使李宜显对于这一过程有简明的介绍，其曰：
    前此清国所纂《明史》中，有诬及仁祖反正时事者。桢、柟在显宗朝使燕归，陈请辨诬，而朝议参差，寝却不施。甲寅后，桢辈复申前说，权奸依其言，遣使辨之。彼国不唯不许，诘问其何由得见禁书，我国遂不敢复言。因为停止者，近五十年。至乙巳，赵文命以书状回来，以不复辨诬为慨惋语，书之日记以启。上见之以为此当亟行辨晰，遂遣使陈辨。彼国虽许改纂，而迁就不许者，又六七年。昨岁节使之往，又申请刊颁，彼国誊示改正之本，我国以此为恩，有此遣使之举矣。⑥
    具体而言，辨诬经过可析之如下：
    最初，乃是显宗年间的辨诬情况。显宗十四年（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二月，朝鲜福昌君李桢、福善君李柟上疏国王，提及他们出使大清国时，得见清之《缙绅便览》，知道大清国设明史纂修官，已经开馆修史。而他们发现陈建之《皇明通纪》、《十六朝广记》、《两朝从信录》等明朝野史中，“于仁祖大王癸亥反正事，传记爽实，受诬罔极”，他们“掩卷痛哭，未尝不悲（愤）欲死也”，认为“辨诬之举，此正其会，宜速发使价，据实辨白”。⑦显宗国王遂与朝臣商议此事。左相金寿恒表示应当派使前往辨诬，但有相当多的大臣提出不同意见，兵曹判书金万基明显反对，认为野史只是一人之误说误传，与朝廷无关，清廷也无从更改，所以反对派遣辨诬使。⑧当时也有人认为辨之无益，甚至认为向清王朝辨诬有失朝鲜这个“小中华”的身份，因为作为“父母之邦”的大明王朝被“虏廷”清朝所取代：
    夫父母之身，方受辱于犬羊之手，陵寝梓宫，未知存亡于屡经变故，而不可乞哀于虏庭。况先朝之事旧见诬于明史，其可祈请于彼人而永其卞乎？设令善图于用事之臣，大费金帛之赂，而能改其明史所录，非有光于后世也。何者？彼亦有史官，若书之曰：某年某月，朝鲜王为卞诬事公子来，请改其明史所录，许之。此史又出，则后之见者果以为信笔，而嘉其子孙行赂乞怜于犬羊，以伸其先祖之诬乎！噫，沮今日国人区区一端愤慨之心，费度支万万金帛之用，复贻羞辱于千千秋万万世，岂不痛哉！⑨
    最终，反对辨诬一派的意见占了上风。所以，此次朝鲜并未派出辨诬使行。尽管如此，朝鲜开始对清修《明史》格外关注了。
    不久，朝鲜国王显宗病逝，肃宗继位。肃宗二年（康熙十五年，1676年）正月，在一次早朝中，福善君李柟向肃宗再提及此事，希望派使臣前往大清国辨正朝鲜仁祖登极事，当即得到领府事郑致和、右议政许穆的附和。⑩此次议论，舆论马上转向，大臣纷纷上书，表明辨诬之必要性。有大臣分析中国明朝野史中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谬误，乃是“此盖其时大北余孽，意在图复旧位，日夜流言于毛镇（即毛文龙），故登州巡抚袁可立之疏，至曰闻往来员役言如此云云，当日贼臣辈所为，据此可知”(11)。最终，肃宗国王下诏曰：
    噫！光海昏虐无道，罪恶贯盈，神人共愤。仁庙兴举义兵，攘除奸凶，中兴三百年之业。予观《皇明纪略》，以不忍闻、不忍见之说，勒书于史册，予之至痛在心，尚未消雪。……事极痛惋，姑先从重推考。待判府事书启后，今番谢恩之行，兼陈奏辨诬使，极力质正，少雪罔极之痛。(12)
    并决定由福善君李柟为辨诬使，主要针对仁祖反正事前往北京进行辨诬。
    清朝在接到朝鲜辨诬奏后，并不买账。康熙十五年（1676年）十一月，清礼部议覆：“查本朝纂修明史，是非本乎至公。该国癸亥年废立始末及庄穆王李倧实迹，自有定论，并无旁采野史诸书，以入正史，应毋庸议。至外国使臣来京，禁买史书。今违禁购买，应遣官往朝鲜会同该王，严加详审议处。”(13)不仅不接受朝鲜辨诬的意见，而且义正词严，认为明史撰修自会“出于至公”，亦无“旁采野史”之做法，反而应追查朝鲜何以买到明朝野史，因为“私买史记犯禁”。康熙皇帝将礼部答复之文中“遣官往朝鲜”追查，改为朝鲜自查，斥退朝鲜辨诬使。这样，朝鲜算是躲过一劫。
    肃宗接到辨诬使奏文与大臣商议，对于清朝之答复十分不满。因为不仅没有满足修改史书的要求，反而受到责难，决定再次辨诬。遂以冬至使福平君兼辨诬使，于肃宗三年（1677年）冬再往北京。在《辨诬奏文》中，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此奏文针对清朝之回复，予以辩驳。“一则曰该国癸亥年废立事始末及庄穆王事迹，既有定论；一则曰并无旁采私纪以入信史”，既然如此，为何野史还是照样刊行？第二，朝鲜希望清朝将修好之《明史》像明朝将改正之《明会典》一样赐给朝鲜。认为明朝曾多次赐史书给朝鲜，“今臣之为先祖而请命者，既与昔日宗系主事相类，而《明史》之关系于小邦者，又与昔日《会典》之书相似，则岂明朝不吝乎当世制作之鸿典，而圣明乃独于前代旧史，终靳其锡予之命乎？”(14)朝鲜的要求是：改正野史之错误，并将修成的《明史》赐给朝鲜。肃宗五年（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三月，辨诬使回还，副使闵黯向国王汇报议改史书之经过曰：
    外议以为，既不得史记，则其伸雪与否难知云。臣亦为是之虑，谓彼曰：“既无文书，何由知之？”答曰：“尔宜制送。”臣等即以“虽有文龙诬罔，《明史》元不载录”等语制给，则欲依臣所制改之矣，中间为汉尚书所沮，至于优赂白金之后，始为略改。而所制文字，与臣等所制，大意不背矣。(15)
    这段文字虽不长，但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改正文字是朝鲜辨诬使拟定的，而得清纂修官采纳。其二，朝鲜为了改正错误的记载，曾向清纂修官行贿。这是否真实，笔者难以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朝鲜想方设法企图影响清修《明史》则是不争的事实。肃宗国王认为，既然得到清的承诺，辨诬之事也就可以告一段落。其实，当时清修《明史》才真正进入轨道，未得到清修《明史》前，朝鲜始终是相当关注此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