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产，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⑥]。显然，在阶级斗争形势下以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为理论对手，为革命服务，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群众史观--“群众创造历史”，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并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总是具体的”[⑦]；“真理是全面的”、“真理是过程”[⑧]。没有一成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无条件限制的真理。“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来提这个问题，就等于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⑨]。难道我们可以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去抱着一个绝对真理不放？群众史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原理，毫无疑义，是从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理论推演出来的关于社会历史运动的一般规律、一般原理。它是正确的，但正确的东西还需要正确地运用，运用于适用的地方。“任何一个一般的历史的理由，如果用在个别场合而不对该一场合的条件作特殊的分析，都会变成空话”。[⑩]让我们看看“一般”真理被生硬地运用于“特殊”环境是如何变为空话的。
    二、群众史观：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否证
    人类是进步的、认识是递进的、真理是发展的。“仅仅知道大麦植株和微积分属于否定的否定，既不能把大麦种好，也不能进行微分和积分，正如仅仅知道靠弦的长短粗细来定音的规律还不能演奏提琴一样”（11）。发现和掌握唯物史观及群众史观是重要的，在阶级斗争的年代更是适用、有效的。然而，真理是在一定条件下形成的，任何真理也都有自己的适用条件和范围。如果超出这个条件和范围，“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来象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12）。随着形势的发展，群众史观变成了基础的东西，变成了“大麦植株和微积分属于否定之否定”，“靠弦的长短粗细来定音”这样的知识。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的时代，群众史观失去了其现实指导作用。如果不发展它而拿来直接应用，就恰如“知道大麦植株是否定之否定便可以种好大麦”一样，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和弊端。
    首先，从逻辑学集合概念的理论来分析。
    逻辑学根据概念所反映的对象是否为一类事物的群体，把概念分为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客观事物存在两种不同的联系。一是类和分子的联系，一是群体和个体的联系。事物的类是由分子组成的，属于这个类的每一分子都具有该类的属性，事物的群体是由许多个体构成的，作为群体中的个体并不具有该群体的属性。集合概念是以事物的群体为反映对象的概念，如“森林”、“丛书”、“工人阶级”等，这些集合概念只适用于它所反映的群体，而不适用于该群体的个体。
    毫无疑义，当我们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时，“人民群众”是一个“集合概念”。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认为人民群众中的某个个体（张三、李四或王五）可以是历史的主人或历史的创造者。从这个角度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历史前进的动力”等等命题，它只是一种理论的演绎，只能作为宣传的口号，作为一种信仰，作为一种动员人民，大搞群众运动的宣传工具，而无实际操作意义。也可以说，它可以是一种起点，一种基础，一种前提，而不能成为终点。一次战斗动员时，毫无疑义要强调集体的力量、集体英雄主义，但在战斗总结时，还是必须弄清是谁炸毁了某座敌堡，是谁活捉了敌人头目，应该给谁记几等功。虽然也有集体记功，但绝对不能只记集体功不记个人功。如果总是只记集体功不记个人功，很快集体就不立功了。立功的集体并非人人有功，甚至可能有的人有罪。中华民族是英雄的民族，但其中既有民族的英雄，也有民族的败类，有毛泽东，也有汪精卫。因此，只强调“群众史观”，而不具体分析群众中谁是英雄，谁创造历史，在阶级斗争已不成为主要任务的情况下，会形成功过不分，平均主义，吃历史大锅饭；会打击群众创造历史的积极性，不利于历史进步。同时，如果我们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并不是每个分子都是历史动力都创造历史，我们就应该问：是人民群众的什么样的分子创造了历史，什么样的分子是历史的主人？作为创造历史的分子，历史主人的分子，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分子？如果实事求是，循实求名的话，应该是人民群众的优秀分子，这些优秀分子是不是英雄--人民英雄呢？英雄的桂冠难道只准帝王将相戴而不准人民群众戴吗？哲学上难道只允许贬义地使用“英雄”一词而不能褒义地使用吗？这是不是一种形而上学呢？
    其次，从普遍与特殊、一般和个别的辩证法看。
    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都集一般和个别于一体，因此，人民群众也应是普遍与特殊的统一。一个个个体组成了群众，离开个体便没有集体没有群众。马克思主义重视共性的东西，因为由一般所揭示的规律、本质，深刻而持久。但是马克思主义尤其强调个性、特殊。“个别就是一般……因为当然不能设想，在个别的房屋之外还存在着一般房屋……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任何个别经过千万次的过渡而与另一类的个别（事物、现象、过程）相联系，如此等等”（13）。离开个别，离开一个个具体的英雄，群众创造历史便是一句空话。离开阶级斗争、群众运动这个具体条件、具体任务，群众创造历史、群众史观实际上是“英雄虚无主义”。口口声声群众创造历史，却看不到一个具体群众怎样创造、创造了什么样的历史；或者说，从群众中找到了这样的人，如发明活字印刷的毕升，发明造纸术的蔡伦，写出水浒传的施耐庵等，却不承认他们是英雄，这如果不是驼鸟的政策也是心理上有疾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