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它和历史创造的实际过程、和认识的规律、常识都是不相符的。
    第一把石斧肯定不是由几千几万个猿人集体打制出来的；第一个指南针，第一次合成火药，第一个发现某个定律、某个公式、某项规律的，也肯定不会是集体、群众的创造。创造者、发明发现者是英雄，是功臣，历史事实是这样，社会也是这样对待历史事实的。元素周期表是以门捷列夫来命名的，力学三定律是以牛顿来命名的，《水浒》的作者写的是施耐庵的名字，甚至天安门的设计者我们也找到了，将其永载史册。就连“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的圣经也明显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它并没有因为时代给它提供了条件，前人为它做了理论准备，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为它提供了机遇、需要和实践经验，造纸工人为它造了纸，制笔工人为它提供了笔，而马克思、恩格斯两人仅仅是“生育”了一个十月怀胎的“婴儿”，迎来了一轮呼之欲出的太阳，而把这个主义叫做人类主义、无产阶级主义、时代主义、造纸工人和制笔工人主义--它还是实实在在地标明了它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甚至连它的主要作者之一，恩格斯都没有并列。如此，我们为什么又总是因为时代、历史和群众为英雄、为发明创造者提供了条件、素材、基础、前提而在哲学上否定英雄的历史作用呢？
    真理是具体的，认识是具体的。虽然我们在哲学上强调实践出真知，强调实践是认识的起点，我们的子女仍然不是先去实践（种地、做工）而是先上学，上得越多越好，大学毕业还不够，还要再读硕士、博士。因为我们知道，前人实践证明是真理的东西，我们不需要再通过实践去证明它！要紧的是，或者说有价值的是，在前人基础上进行新的实践，新的总结。喜新厌旧，见异思迁，不但是日常生活的规律，也是历史前进的规律。只有新的才是有价值的，既然这样，那些为历史提供了新的东西的人便是英雄，我们又为什么总是要以旧的（即作为前提、条件、基础的东西）来否认新的，“是旧而非新”呢？
    第四、它有着明显的客观主义色彩，忽略了人的主体性、主观能动性、历史创造性和选择性，把复杂多变、丰富多彩的社会历史活动简单化教条化了。
    群众史观也好，英雄史观也好，都是一个历史主体论的问题。从唯心史观出发，得出了英雄史观；反之，从唯物史观出发，得出了群众史观--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然而这又是一种从唯物主义历史本体论出发的、揭示宏观历史走向的客体辩证法的结论。当我们把历史作为一个总体过程来审视的时候，当我们把人民群众作为一个和“英雄”对立的独立整体审视的时候，在阶级斗争和夺取政权的历史大背景下，我们得出了群众史观的结论。然而，当我们把英雄看成群众的代表时，当我们从矛盾分析的角度审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时，群众史观正如用欧氏几何解决天体力学的运算问题一样，它便无能为力了。
    如果深入分析人民群众是如何创造历史时照搬群众史观，就把创造历史的活动庸俗化、简单化了。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变革社会的决定性力量。把人民群众捆在一起来评估它的历史创造作用，于是打土坯是创造历史，割麦子是创造历史，盖楼房是创造历史，印书本是创造历史……凡是动弹着的、活动着的、呼吸着的、都是创造历史、都在创造历史。睡懒觉在创造“睡文化”，大吃二喝的创造“食文化”，醉鬼酒徒在创造“酒文化”，还有茶文化、烟文化、性文化、垃圾文化、痞子文化……如果没有这些“创造”，我们的历史也太单调了。我们不能说这不是创造历史，但这个历史也创造得太廉价、太容易、太简单、太轻松了。如此，蚂蚁、乌鸦都在创造历史，凡是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都是创造了历史。然而，这种“创造”又有什么价值呢？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人民群众不是一个整体，是分为阶层的，也是可以分为左中右的，还可以分为普通群众和优秀分子，更应该有自己的英雄。无疑，不同分子的历史创造作用是不相同的。什么样的活动对于创造历史的作用更大，应该具体分析而不应把一切历史活动都视为是创造历史。
    第五、群众史观是具体历史时代、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带有了强烈的时代特色和条件性；在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泛滥的年代里，它一方面导致了历史虚无主义和英雄虚无主义，另一方面也成为个人崇拜的工具。
    在过去不久（可能已被许多健忘的人忘记或者在努力争取把它忘记）的年代里，群众史观的唯一作用是作为群众运动的理论基础。把群众史观绝对化，导致了否认党的领导，否认领袖是一个集体，否认群众中的英雄，否定人民英雄的存在，从而导致了历史虚无主义、英雄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另一方面，与此“相映生辉”的是一个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人口最众多的民族匍匐在一个伟人的脚下，歌颂着“太阳”、“舵手”、“统帅”、“导师”和“救星”，失去了自己应有的历史创造作用和历史主体地位，个人崇拜泛滥，封建主义回潮，国民经济达到崩溃的边缘--这种走极端的群众史观又成为个人崇拜的思想工具。
    最后，群众史观有着形而上学、对着干的片面性弊病和阶级斗争的火药味。
    一刀切、一风吹、一面倒、一窝蜂、单向思维、求同排异；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看不到东风压而不倒，西风倒而复压；还有东风转南风，西风偏北风；“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也具有那个时代的特色。我们不能说它当时是错误的，我们也不能说它永远是正确的，我们更不能在今天把它原封不动地继续下来，实行“两个凡是”，推而广之。遗憾的是，群众史观正是这样。它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反对英雄史观，便只能是群众史观；帝王将相被封为“英雄”，于是人民群众便只能是“卑贱者”；既然“高贵者最愚蠢”，那么必然就是“卑贱者最聪明”。把英雄和群众对立起来，在革命的年代、在阶级斗争的日子、在夺权的时候是一种必要；而在建设的年代里、在和平的日子里，却是一种错误；从哲学上来说则是形而上学、二值判断、单向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