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进贤冠到武冠
    前节我们通过对《通典》叙述的史源学考察，确认其记载确实有误，晋世太尉例著武冠。而如前引《续汉书·舆服志》所见，在司马彪的叙述中，汉代太尉作为三公之一，却是著进贤三梁冠。
    事实上不仅《续汉志》，在比《续汉志》更早的文献中，也都记载汉世太尉著进贤冠。东汉末蔡邕《独断》称“进贤冠……公侯三梁”，(29)稍晚于蔡邕的应劭在其所著《汉官仪》中也说，“三公、诸侯冠进贤三梁”，(30)《隋书·礼仪志七》引《汉官》更是明确记载：
    平帝元始五年，令公卿列侯冠三梁，二千石两梁，千石一梁。(31)显示出至迟到西汉平帝时，作为太尉前身的大司马已著进贤冠。由此可见，汉世文献对彼时太尉著冠记载相当一致，汉代太尉著进贤三梁冠当无疑问。
    然而颇为蹊跷的是，如学者所论，至迟到东汉时代，中国古代官僚的文武分途已渐趋明显，(32)太尉因其职“掌武事”或“四方兵事功课”，(33)故被视作“武官”。《续汉书·礼仪志中》记载：
    立秋之日，白郊礼毕，始扬威武，斩牲于郊东门，以荐陵庙。……于是乘舆还宫，遣使者赍束帛以赐武官。
    刘昭注引《汉官名秩》曰：“赐太尉、将军各六十匹，执金吾、诸校尉各三十匹，武官倍于文官。”(34)案《汉官名秩》，一般认为即应劭《汉官仪》之一篇，当可信从。(35)合二者观之，可以确认汉世太尉被归入武官，且为诸武官之首。又《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太尉”条应劭注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为称。”(36)据此，则凡是官名称“尉”者，均为武官。太尉衔中带“尉”，自然也不例外。要之，汉代太尉之为武官，应无可争议。
    另一方面，从服制自身发展而言，如阎步克所论，秦汉冠服体制职事分类色彩已颇为明显，即“不同冠服用于不同事务或人群”。(37)那么，明确作为武官之首的太尉不著武冠，却著“文儒者所服”的进贤冠，不得不说是很奇怪的。对此，陈奕玲有一判断，她说：“当时的文武职事分类受到了秦汉身份等级分类的强大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公卿之职仍作为一种身份等级而存在，具体到冠服上则是公卿之职并不完全遵循‘文进贤·武武冠’的职事分类。”(38)这一判断诚为卓识。不过陈文对此没有详述，这里略作展开。
    关于秦汉官僚体系中存在着源自周制、作为身份等级的公卿大夫士爵制序列，宫崎市定很早即已揭橥，汉代秩级中的二千石以上、六百石以上、二百石以上、百石以下，大致对应于儒家所说的公卿大夫、上士、下士、庶民四个级别。(39)阿部幸信对汉代印绶制度的考察也发现，与印制以秩级为基础不同，绶制则与公卿大夫士相应，即“紫绶--公、青绶--卿、黑绶--大夫、黄绶--士”。(40)此外，阎步克论及秦汉品位结构，也指出公卿大夫士爵对当时官僚品位安排产生影响。(41)杨振红更是视公卿大夫士的爵位系统为核心和基准体系，在当时官僚体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42)由此可见，尽管对秦汉时代公卿大夫士爵制序列的分等、地位等，学者间的认识仍有差异，但对于其存在及对秦汉官僚体系的巨大影响，却是一致的。
    受此影响，汉世合称三公的太尉、司徒、司空，尽管在典制规定中有分工，或被附会经典，分主天、地、人，(43)但在制度设计上却更多呈现三公一体的制度面貌。如《续汉书·百官志》所说，“国有大造大疑”，三公“通而论之”，“国有过事”，三公“通谏争之”，三公在职能上实有一体之处。(44)而如《后汉书·陈忠传》所说，三公“入则参对而议政事，出则监察而董是非”，(45)或如《杨秉传》所云，“汉世故事，三公之职无所不统”，(46)亦可见在两汉实际政治中，三公也是“无所不统”，职能上未出现明显区分。
    相比于职能上的近似，三公一体对三公品位安排的影响或许更为突出。如薪俸，东汉三公通为万石，无需赘论。礼制如《通典·职官二》“三公总叙”条所见：
    汉制，三公不与盗贼，若领兵入见，皆交戟叉颈而前。朝臣见三公皆拜，天子御座即起，在舆为下。凡拜公，天子临轩，六百石以上悉会，直事卿赞拜，御史授印绶，公三让，然后受。(47)无论在皇帝、朝臣见三公场合，还是在策拜三公的仪式上，三公也等同而论，没有高下之分。而当三公有过错被责罚时，如东汉盛行的灾异免三公，如学者所论，大部分时期内，三公并没有因其分主天、地、人而呈现相应的灾异担当。(48)固然，三公在职责待遇上也有差异之处，(49)东汉春赐，太尉高于司徒、司空。但总体而言，三公“鼎足承君”，(50)更多时候是被视为一体的。
    这样，在公卿大夫士爵制体系的遗留影响及由此所呈现的三公一体的制度设计下，太尉虽曰武官，但实际却与作为文官的司徒、司空没有明显不同，其用人也多以文儒者为之，东汉大儒如杨震、刘宽等，都曾担任过太尉。(51)在这样的背景下，汉世太尉著进贤冠也就不显突兀了。
    事实上，如果注意到汉世九卿中职掌宫殿宿卫、份属武事的光禄勋、卫尉同样著进贤冠，那么对其时太尉著进贤冠就会有进一步体认。如前引《续汉书·舆服志》等所见，作为中二千石或诸卿之一的光禄勋、卫尉，在首服上并未与其他诸卿分开记载，而是均著进贤二梁冠。光禄勋和卫尉如此著冠方式也让学者对其官职属性产生争议，如张金龙认为二职属武官，而陈奕玲则认同应劭《汉官仪》以之为文官的记载，(52)但无论如何，光禄勋、卫尉著进贤冠与其职事不相符，这一点毋庸置疑。准此，则同样职掌武事的太尉著进贤冠，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了。
    以上我们通过对文献记载及太尉性质的考察，确认汉代太尉虽为武官，但却著进贤三梁冠。而如前所述，晋世太尉却是著武冠。这样便可看到，从汉到晋，太尉首服有一个从进贤冠到武冠的变化。这一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以下对这个问题略作探讨。
    首先来看曹魏。虽然文献中无明确材料显示曹魏太尉著何种冠，不过据《通典·职官志二》“司空”条：
    魏初，又置司空，冠绶及郊庙之服与太尉同。(53)曹魏时期太尉冠绶与司空一致。而如所周知，司空白其设立之日起即著进贤冠，太尉既与之同，自然也应沿袭汉制，著进贤三梁冠。
    这样，在明确了曹魏太尉仍著进贤冠后，我们可以断言，太尉从进贤冠改著武冠当发生在司马氏一朝。那么，晋世太尉为何改著武冠呢？
    关于晋世太尉改著武冠的原因，陈奕玲推测，东汉以来文武分途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官僚著冠标准中官职意义取代身份意义，因而太尉改著与其官职属性相匹配的武冠。(54)作为太尉改著武冠的制度背景，此点固然不误，不过我们认为，晋世还有推动太尉首服变化更为直接的契机。这一契机就是西晋八公制的设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