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爲春秋末年军事家孙武所着①，是我国现存最古的兵书着作。尽管此书仅十三篇，约六千字，却以其卓越的战略思维、丰赡的军事思想构筑了一个较爲完备的军事理论体系，成爲中国兵学不朽的经典，被後世誉爲“百代谈兵之祖”。②中国古代兵学的注释之学远不如儒学发达，《孙子》注构成了兵学注释学的绝对主体，因此，历代对《孙子》的注释不仅是孙子兵学发展的重要途径和内容，也集中反映着中国古代兵学注释学的方法、成就和特徵。这一点在宋代《孙子》注作中体现得尤爲突出。宋代严峻的边防形势和“文人论兵”风潮共同激荡出《孙子》注作的高峰，并通过《孙子》注阐发兵学理论、融合兵儒异见，深刻影响了传统兵学的发展道路。本文拟在综合考察宋代《孙子》注家的基础上，对宋代现存诸家《孙子》注逐一考论，并从中归纳出宋代孙子注作的总体成就和特徵。
    一、宋代孙子诸注家
    东汉末年政治家、军事家曹操是第一个爲《孙子》作注的人，此後，对《孙子》的注释之作便绵延不绝，自三国至宋，见诸载籍的《孙子》注家有三国魏王淩，吴沈友，南朝梁孟氏，隋张子尚、萧吉，唐李筌、杜佑、杜牧、陈皡、孙镐、贾林，五代张昭(施子美《施氏七书讲义》引)、何延锡等十余家。据曾经与修《崇文总目》的欧阳修説：“余顷与撰四库书目，所见《孙子》注者尤多。”③《四库全书》本在这段话後还有“一有‘至二十余家’五字”的小字注。结合历代书目的记载，至北宋中期，《孙子》注有“二十余家”应该是较爲可信的。
    宋代是中国传统兵学发展的一个高潮④，也是《孙子》注作大发展的时期。就目前了解的情况看，宋代注家北宋有卢察、梅尧臣、王皙、何氏、沈起、麻皓年、张预等，南宋有王自中、王彦、陈直中、叶宏、何畴、郑友贤、施子美等，总计十余家，几近宋以前《孙子》注家的总和。这些《孙子》注作与宋代孙子兵学的发展相伴生，大致可以分爲三个发展阶段：
    低迷期：宋初至宋夏战争爆发
    从宋初到宋夏战争爆发的近八十年，宋廷建立并完善各种政治制度，逐步推行“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对於兵学的发展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相反，出於防范民间反叛、巩固政权的需要，宋廷对《孙子》等兵书采取禁止政策。宋初颁发的《宋刑统》中规定：“诸玄象器物、天文、兵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⑤如果説，这一规定还主要承袭唐律而来，并不代表宋廷对兵书有特殊的防范之心的话，那麽，嗣後数十年间，禁兵书的律条一再被重申，就很难简单地用制度的因袭来解释了。就在澶渊之盟签订不久的景德三年(1006)，宋真宗下诏：“天文兵法，私习有刑，着在律文，用妨奸僞。”除了一些经过特批的阴阳、卜筮之书之外，其他天文、历算、兵书等均“不得存留及衷私传习”，如一月之内不上缴，即予处死。⑥尽管这类法令执行起来难免打些折扣，仍然对孙子兵学的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起码在官方层面上使兵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冰封期。
    从现存史料来看，这一时期，爲《孙子》做注释的只有卢察一家。卢察是宋太宗时宰相卢多逊之子。卢多逊以交通秦王赵廷美而被贬死朱崖，卢察尚在幼年，跟随母亲过着困厄潦倒的生活。景德二年(1005)，他参加了科举考试，荐在高第，却被人告发。按照当时规定，罪臣之子是不能参加科考的。虽然当时的政治风向发生了转变，他最终被録取，但仅以闲曹授官。此後，他多年任官州县，仕途偃蹇，卒於宝元二年(1039)。尹洙爲他做墓志铭，称他撰有“《孙子》注”三卷。⑦该书不见载於诸家书目，可能并无传世本。考察卢察入仕的时间，恰爲北宋禁兵书之际，他的《孙子》注未能引起反响当与此有关。
    繁荣期：宋夏战争至北宋末
    宋夏战争是宋代孙子兵学研究的一个转捩点。宋仁宗天圣十年(1032)，元昊继承父位，先後攻陷回鹘之甘州和西凉府，并接受契丹册封，称西夏王。从景佑元年(1034)起，西夏频繁骚扰北宋边境，尤其是康定元年(1040)，元昊攻延州，宋大将刘平、石元孙战殁，给宋廷造成极大震动了改变边防形势，宋廷在加强武备的同时，也开始重视兵学，不但将《孙子》立爲官学，修纂大型兵书《武经总要》，组织校订秘阁所藏兵书，而且致力於培养和选拔懂兵书韬略的将领。世风所趋，广大文人群体也积极研兵、论兵，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孙子》注作。据《郡斋读书志》记载，“仁庙时天下久承平，人不习兵，元昊既叛，边将数败，朝廷颇访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故本朝注解孙武书者，大抵皆当时人也”。⑧可见，在“文人论兵”潮流的影响下，出现了一个注释《孙子兵法》的高峰。
    此期的《孙子》注家主要有梅尧臣、王皙、何氏、张预等。梅尧臣是宋代着名诗人，其注释《孙子》约在宝元二年到康定元年(1039-1040)之间，即宋夏战争大规模爆发之前的一段时间内。王皙是北宋中叶的着名士人，历仕仁、英、神、哲四朝，其注《孙子》当在宋夏战争爆发以後，较梅尧臣稍晚。何氏，生平不详，但其注孙子多引《武经总要》，又无“武经七书”相关内容，撰成时间当在《武经总要》成书到《武经七书》颁定之前，即仁宗庆历五年(1045)到神宗元丰六年(1083)之间。张预，生平不详，可能是北宋地方武学教谕，所注《孙子》大约成书於徽宗时期。⑨梅、王、何、张的注作後被集入《十一家注孙子》，至今存世。
    以上四家之外，此期见诸史料的《孙子》注家还有二人，一爲沈起。一爲麻皓年。沈起，字兴宗，庆历二年(1042)进士高第。曾率部讨平“庆州军变”，又曾出使契丹，不辱使命。熙宁五年(1072)爲广南西路经略使兼知桂州，积极筹备讨伐交趾，次年，坐边议罢。《宋史》説他“生平喜谈兵，尝以兵法谒范仲淹，仲淹器其材，注孙武书以自见”。⑩麻皓年，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熙宁七年(1074)三月，“知制诰王益柔言：‘试将作监主簿麻皓年尝注《孙》、《吴》二书及唐《李靖对问》，颇得古人意旨，兼自撰《临机兵法》，甚精当。欲望许进所注书，或可采録，乞加试用。’从之”。(11)可见，麻皓年的《孙子》注当时进献了朝廷，但该书究竟下落如何，他本人是否得到了试用，史料均无详载。沈起既通兵学，又有军事经历，麻皓年不但注释《孙子》，而且爲《吴子》、《李靖对问》作注，他们显然都是兵学专家。可惜的是，他们的注作都没能流传下来，甚至在宋人的目録着作中也不见任何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