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郑友贤《十家注孙子遗説》
    郑友贤认爲“十家之注”未能尽《孙子》之意，因而对十家“略而未解”的“微旨”加以详辨，可以视爲《孙子十家注》的补遗之作。但是，《遗説》与“十家注”有很大不同。
    首先，在形式上，《遗説》并非随文注释，而是以“或问”的方式提出问题，然後加以解答，共三十则。这样的方式在“十一家注”中也偶有出现，尤以张预注爲多，共计六条，但相较於“十一家注”的整体，这些内容显然只是很小的一部份。《遗説》则脱离开《孙子》本文，择取三十个重要议题进行集中讨论，从而开创了《孙子》注作的一种新体式。这种着述方式也许不是偶然的，如果我们较以当时的儒学研究，就会发现，它与朱熹的《四书或问》在命意与形式上完全相同，若易其名爲《孙子或问》，也同样是很贴切的。会不会是郑友贤受到了朱熹的啓发而作？或者是朱熹受到了郑友贤的影响？我觉得未必没有这样的可能。
    其次，在内容上，《遗説》以探求《孙子》“微旨”爲主要特色。郑友贤认爲《孙子》十三篇构成了一个缜密的思想体系。他以《虚实篇》爲例，称“一篇之意，首尾次序，皆不离虚实之用，但文辞差异耳。其意所主，非实即虚，非虚即实……虽周流万变，而其要不出此二端而已”，其余十二篇也与《虚实篇》一样，“其义各主於题篇之名，未尝泛滥而爲言也”。具体到《孙子》的文句，郑友贤也认爲，“武之文，固不汗漫而无据也”，他相信《孙子》的遗词造句一定有其深意在。从这一认识出发，阐发《孙子》的“微旨”成爲《遗説》的主要旨趣。如第1条：“或问，死生之地，何以先存亡之道？”郑氏答曰：“武意以兵事之大，在将得其人。”这样的解説乍看起来不着边际，郑氏却自有其説：“将能，则兵胜而生；兵生於外，则国存於内。将不能，则兵败而死；兵死於外，则国亡於内。是外之生死，系内之存亡也。是故兵败长平而赵亡，师丧辽水而隋灭。太公曰：‘无智略大谋，强勇轻战，败军散衆，以危社稷，王者慎勿使爲将。’此其先後之次也。故曰：‘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郑氏以战例、兵书、《孙子》本文相参证，从“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两语的先後顺序引申出将领的重要性，确乎爲前人所未发。
    郑氏《遗説》对《孙子》微旨的“深求”与儒家解经注重阐发微言大义颇有相通之处。宋代儒家之所以能够在传统经学的基础上创辟出理学的新天地，其主要方式就在於对儒家原典的重新诠释，甚至包括对经文的改易。虽然兵学与儒学不同，郑氏《遗説》并未创新《孙子》思想体系，但是，这种探求“微旨”的方式无疑将郑氏本人的思想较多地渗透到《孙子》兵学体系之中。其中固然有一些新巧的观点，如解“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引出反面之意--“将不能而君御之则胜也”。又如，对於“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爲变”句的理解，认爲“立”、“动”、“变”有本末先後的顺序，“非立无以自修，非动无以趋时，非变无以胜敌”，等等。但郑氏的解説也有一些与《孙子》文义不侔之处。如解“军争爲利”、“衆争爲危”的差别，认爲“‘军争’者，案法而争也，‘衆争’者，举军而趋也。‘爲利’者，後发而先至也，‘爲危’者，擒三将军也”，显然是曲爲之解、牵强附会。至於他从对《孙子》微旨的理解出发，对《孙子》文本提出的校改意见，如“善出奇者”之“奇”当爲“奇正”，“方马埋轮”之“方”当爲“放”等，也不尽可取。
    6.施子美《施氏七书讲义》
    施子美《施氏七书讲义》是一部完全服务於武学教学和武举考试的注作。其目的很明确，一是要让文化水准不高的武学生们读懂，二是要让他们理解《孙子》的要义，以备科考之用。在通俗性和科考实用性的指向下，其形式和内容都有了新的发展。
    《施氏七书讲义》每篇之下都有解题，概述该篇主旨。正文采用分段注释之法，每段之下，先通解大意，然後对其中文句作具体的解析，力求透彻明白地讲解文义，如解《始计》首句，“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此言兵之所系爲甚重，故人君之於兵有所不敢轻举也。踊跃用兵，州吁之所以毙，穷兵黩武，汉武之所以衰。兵其可以轻举乎？兵何以不可轻也？以其爲国之大事，死生存亡之所系。《传》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充国曰：“兵势，国之大事。”则兵诚爲大事也。兵之所以爲大事，以其有死生，有存亡也。兵有胜负，则民有死生，兵有当否，则国有存亡。死生系乎民，故以地言；存亡系乎国，故以道言。赵之四十万衆而坑於长平，此兵之爲民之死生也；苻坚举国长驱，一败而丧国辱身，此兵之爲国之存亡也。兵之所系如此其重，则人君之举兵，可不深思孰察而审计之乎？曰“察”云者，盖量敌而进，虑事而举，惧其或失也。此光武每发一兵，鬓发尽白者，盖重其事而不敢轻也。又云，“察”者，详视之谓也。唐魏元忠曰：“兵爲王者大事，存亡系焉，将非其任，则殄人败国。”法言不可不察也凡七：五危言之；地形又言之；六者，败之道又言之；九地又言之；太公论置将亦言之；练士亦言之，诚以事之所系爲甚重，故人之於事，必致甚审也。
    这则注释综合运用了各种训诂手段，既有字义的训解、文句的串讲，又有史例的佐证、文献的徵引，通过反复的讲解来説明战争的重要性以及《孙子》的慎战思想。全书的注释大体都是如此，不但广泛徵引战例，而且博采《司马法》、《三略》、《太白阴经》等兵书与《孙子》思想相参证，对於曹操、杜牧、五代张昭等前人注説也多加胪举，并在对比、分析的基础本上阐明自己的观点。由於具备了广徵博引、全面细致、通俗易懂等特点，《施氏七书讲义》可以説是宋代《孙子》注释的集大成之作。随着武学和武举成爲定制，这一体例爲後世注家广泛袭用，明刘寅《武经七书直解》、清朱墉《武经七书汇解》等都受到其直接影响。
    以上六家《孙子》注产生於不同时期，各有自己鲜明的特点，而当它们会归爲一个整体的时候，又体现出宋代《孙子》注作的一些总体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