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张预注
    张预注共计五百二十五条，在诸家中最多。其特点也很突出。
    一是广徵博引。张注中援引战例及战争史料之处多达二百零六则(29)，爲诸家之最。很显然，张注的这一特点与他着《十七史百将传》的经历密切相关。《百将传》引《孙子》参校战史得失，张注《孙子》则以历代战例印证《孙子》之説，二者虽侧重不同，但其使学者“知《孙子》之书不爲空言，而古之贤将所以成立功名者岂无法哉”(30)的指导思想却是一致的。张注中所引战例虽多，却与何注迥然不同，既不是对类书不加裁剪的抄撮，也不是同类战例的简单堆砌，而是根据所注内容的需要，加以灵活的处理。如唐裴行俭讨突厥之战，三见於张注，一爲注释《地形篇》“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若敌先居之，引而去之，勿从也”句，作：“……平陆之地，尚宜先据，况险厄之所，岂可以致於人？故先处高阳，以佚待劳，则胜矣。若敌已据此地，宜速引退，不可与战。裴行俭讨突厥，尝际晚下营，壍垒方周，忽令移就崇冈。将士不悦，以谓不可劳衆。行俭不从，速令徙之。是夜风雨暴至，前设营所，水深丈余，将吏惊服。以此观之，居高阳不惟战便，亦无水涝之患也。”二是解《九地篇》“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句，作：“前所行之事，旧所发之谋，皆变易之，使人不可知也。若裴行俭令军士下营讫，忽使移就崇冈。初，将吏皆不悦，是夜风雨暴至，前设营所水深丈余，将士惊服，因问曰：‘何以知风雨也？’行俭笑曰：‘自今但依吾节制，何须问我所由知也！”三爲解同篇“犯之以事勿告以言”句，曰：“任用之於战斗，勿谕之以权谋，人知谋则疑也。若裴行俭不告士卒以徙营之由是也。”三处注释都是先通解句义，然後引裴行俭迁营之事爲证。第一处引文较详，突出裴行俭迁营的重要性，并得出新的认识：居高阳之地不仅对战斗有利，而且可以免除水涝之患。第二处简述，突出裴行俭“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的爲将之术。第三句与第二句类同，但对事件过程不作交代，只是简单提及。经过这样不同的处理，每一处引例都能很贴切地説明《孙子》正文，显得繁而不芜，博而切要。
    除了大量徵引战例，张注还广泛引用各类文献。对兵书的援引有《吴子》、《司马法》等“武经”诸书及《太白阴经》、《诸葛亮兵法》、《曹公新书》等近二十种，其中对《尉缭子》的徵引最多，达二十五处，其次是《唐李问对》，十三处。此外，未注明出处的兵书引文也有不少。兵书之外，对其他文献的徵引包括《诗经》、《周易》、《尚书》、《左传》等儒家经典，《孟子》、《荀子》、《管子》、《老子》等子书，对於战例的徵引则大量采自《汉书》、《後汉书》等正史。这些引文不但显示出张预广博的知识，而且有助於全面深入地阐发《孙子》思想。
    二是灵活运用各种训诂手段。张注综合运用字义训诂、句义通解、理论阐发以及战例徵引等多种训诂方法，对《孙子》文本进行全面的解析。如解《计篇》“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曰：“将，辞也。孙子谓：今将听吾所陈之计，而用兵则必胜，我乃留此矣；将不听吾所陈之计，而用兵则必败，我乃去之他国矣。以此辞激吴王而求用。”在这则注释中，先重点解词，“将，辞也”。然後通解句义，“孙子谓……”云云。最後解释此语的特殊用意，认爲是孙子激吴王而求用。再如，解《行军篇》“绝山依谷”句，先训诂字义，“绝，犹越也”，然後通解句义，“凡行军越过山险，必依附溪谷而居”，进而指出“附溪谷而居”的好处：“一则利水草，一则负险固”，最後援引东汉马援讨羌的战例以证登之。
    三是融会贯通，整体把握。张注在篇、章、句等各个层次上都明显表现出试图对《孙子》思想融会贯通、整体把握的倾向。
    首先，每篇之下均有解题，阐释该篇主旨并解释各篇之间的逻辑关系。如《计篇》解题：“管子曰：‘计先定於内，而後兵出境。’故用兵之道，以《计》爲首也。”《作战篇》解题则曰：“计算已定，然後完车马、利器械、运粮草、约费用，以作战备，故次《计》。”《谋攻篇》解题则曰：“计议已定，战具已集，然後可以智谋攻，故次《作战》。”从这些解题可以看出，张预试图找出“十三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将《孙子》作爲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来理解。
    其次，张注很注意对《孙子》作段落的梳理，注文之中解释段意、分析章旨之处明显多於梅、王、何诸家。如《计篇》“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先解句义：“所谓势者，须因事之利，制爲权谋，以胜敌耳，故不能先言也。”其中以“权”爲“权谋”之义，接着指出，“自此而後，略言权变”，这样，既揭示出“因利而制权”与下文“兵者，诡道也”所陈“十二法”的关联，又概括出了“诡道”的实质，即“权变”。
    再次，在对具体文句的理解上，张注注重上下文以及不同兵书之间的相互印证。如解《计篇》“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於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句，先释“庙算”之意，继以通解句义，最後引《形篇》之语：“故曰：‘胜兵先胜而後求战，败兵先战而後求胜，’有计无计，胜负易见。”对於《孙子》前後文貌似矛盾及容易引起歧异之处，张注也多有辨析，如，解《虚实篇》“胜可爲也”：“爲胜在我故也。《形篇》云：‘胜可知而不可爲，’今言‘胜可爲者’，何也？盖《形篇》论攻守之势，言敌若有备，则不可必爲也，今则主以越兵而言，度越人必不能知所战之地日，故云‘可爲’也。”这类注释显然有利於排解疑难，使读者对《孙子》文义作贯通深入的理解。张注也很注意《孙子》与其他兵书相互发明。如《势篇》对“奇正”的解释，就广引诸家之説：“奇正之説，诸家不同。《尉缭子》则曰：‘正兵贵先，奇兵贵後。’曹公则曰：‘先出合战爲正，後出爲奇。’李卫公则曰：‘兵以前向爲正，後却爲奇。’此皆以正爲正，以奇爲奇，曾不説相变回圈之义。唯唐太宗曰：‘以奇爲正，使敌视以爲正，则吾以奇击之；以正爲奇，使敌视以爲奇，则吾以正击之。混爲一法，使敌莫测。’兹最详矣。”先排比诸説，後加以断语，既全面，又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