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存宋代《孙子》注作论析
    宋代《孙子》注作很多，流传下来的却不足半数，计有保存在《十一家注孙子》中的梅尧臣、王皙、何氏、张预、郑友贤注，以及以单本行世的《施氏七书讲羲》等六种。这六种注是我们今天研究宋代《孙子》注释的基本材料。下面对它们分别加以讨论。
    1.梅尧臣注
    梅注共四百八十三条。在十一家注中属於条目较多的。其注有几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文字简练、讲究对仗。仅以《计篇》爲例，他解“将者，智、信、仁、勇、严”句曰：“智能发谋，信能赏罚，仁能附衆，勇能果断，严能立威。”解“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句曰：“曲制，部曲队伍分画必有制也。官道，裨校首长统率必有道也。主用，主军之资粮百物必有用度也。”解“兵者，诡道也”曰：“非谲不可以行权，非权不可以制敌。”在这些注释中，整齐对仗的句式成爲一个突出特点，反映出他作爲诗人的独特语言风格。
    二是少训诂、多通解。梅注中训诂文字、解释名物的内容不是很多。通观他的注释，对於文句大羲的通解是主要的注释方式，如解《作战篇》“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句曰：“师久暴於外，则输用不给。”又如，解同篇“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两句曰：“杀敌，则激吾人以怒；取敌，则利吾人以货。”这样的注释颇类於今天的白话翻译。如果将其注释的某些部份摘録出来，基本上就是《孙子》的宋代翻译本。
    三是约括其文，整体把握。梅氏比较注意分析段落大意以及篇章意旨。如在《作战篇》“故兵贵胜，不贵久”句下，梅注曰：“上所言皆贵速也。速则省财用、息民力也。”又如，在《九地篇》“凡爲客之道，深则事，浅则散”句下，梅尧臣先释句羲：“深则专固，浅则散归。”然後对《孙子》在下文中重言“九地”进行分析：“此而下重言九地者，孙子勤勤於九变也。”也就是説，他从《孙子》的章句安排出发，指明作者的用意是强调“九地之变”的重要性。据统计，在梅注中，这类解释段意、分析篇旨的注释达十余条，反映出梅注不拘泥於文字训诂，注重从段落、篇章的整体上把握《孙子》思想的特点。
    2.王皙注
    王皙注共计三百四十七条，主要特点表现爲：
    一是题解篇旨。除《用间篇》外，王皙在每篇题之下都有解题。这些解题与李筌、杜牧、张预诸家不同，并非主讲各篇的次第之由，而是重在概括该篇的思想主旨。如《计篇》解题作：“计者，谓计主将、天地、法令、兵衆、士卒、赏罚也。”《谋攻篇》解题则爲：“谋攻敌之利害，当全策以取之，不鋭於伐兵、攻城也。”指出该篇的核心在於全胜思想。
    二是多字义训诂。这一点在“十一家注”中显得较爲突出。其中既有单纯的文字训诂，如《计篇》“经之以五事”句注：“经，常也，又经纬也。”也有对军事概念、术语的解释，如解《计篇》“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曰：“曲者，卒伍之属。制者，节制其行列进退也。官者，群吏偏裨也。道者，军行及所舍也。主者，主守其事。用者，凡军之用，谓辎重粮积之属。”还有一种训诂，重在点明字词的特殊寓意。如解《军争篇》“夜战多火鼓”的“多”字：“多者，所以震骇视听，使慹我之威武声气也。”讲的是“多”的作用所在。此外，王注中也有一些通解句义、分析篇章旨意的内容，但所占比重不大。
    三是注重校勘。晁公武称王皙“以古本校正阙误，又爲之注”。此説可能源於王皙单注本的序跋之类，应该是较爲准确的。从王皙注文的情况来看，共有九则校语，其中七条校正文，两条校曹注，确爲宋代注家中校语数量最多的。但是，这些校语中除了有一处校曹注者指出所据别本外，其他都是理校，并未体现出校以古本的印记。当然，也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王皙“以古本校正阙误”，是注释之前的基础工作，其校记并未体现在注文之中，注中只是对没有版本依据之处提出了理校的意见。
    3.何氏注
    何氏注共计一百八十六条，是梅、王、何、张四家中最少的一家。但其特点却很突出。
    其一，援引战例、史料繁多。据统计，在何氏一百八十六条注释之中，所引史料、战例多达一百一十八则。其中多有解一语而引数例者，如《军争篇》“佯北勿从”句，引“长平之战”等5例，“鋭卒勿攻”句，引陆逊拒战刘备等六例。这些史料和战例主要引自《武经总要》和《通典》，且大多爲原文照録。如解《军争篇》“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句，引韩信“背水之战”等四个战例，即引自《通典》卷一五九“死地勿攻”条，连“齐神武兵少，天光等兵十倍，围而缺之，神武因自塞其缺，士皆有必死之志，是以破敌也”的《通典》注文也全録之。由於引例不作裁剪，何注显得颇爲冗杂、琐碎。
    其二，以句义通解爲主，注意《孙子》思想的内在联系。如解《计篇》“佚而劳之”句：“孙子有治力之法，以佚而待劳。故论敌佚，我宜多方以劳弊之，然後可以制胜。”又如，解“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後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句：“迂途者，当行之途也。以分兵出奇，则当行之途，示以迂险，设势以诱敌，令得小利縻之，则出奇之兵，虽後发亦先至也。言争利，须料迂直之势出奇。故下云：‘分合爲变’，‘其疾如风’是也。”引他篇“分合爲变”、“其疾如风”，将《孙子》前後文贯穿起来，无疑有助於更好地理解《孙子》的分合、奇正、速战等思想。何氏注也时有解释篇章结构及作者意旨之语，如解《作战篇》“兵贵胜，不贵久”句，曰：“《孙子》首尾言兵久之理，盖知兵不可玩，武不可黩之深也。”这类注释同样有助於读者把握《孙子》要义。(28)
    其三，对一些重要问题有集中阐释。何注虽然条目不多，且多引战例，但是，对於一些重要的军事范畴或疑难之处却有深入讨论。如解《势篇》“奇正”，首先对奇正加以理论阐述，曰：“兵体万变，纷纭混沌，无不是正，无不是奇。若兵以义举者，正也；临敌合变者，奇也。我之正，使敌视之爲奇；我之奇，使敌视之爲正。正亦爲奇，奇亦爲正。”进而指出，“大抵用兵皆有奇正，无奇正而胜者，幸胜也，浪战也”。然後引韩信灭赵井陉之战与破魏之战两个战例，具体説明奇正的运用之理。最後引《尉缭子》“今以镆鋣之利、犀兕之坚，三军之衆有所奇正，则天下莫当其战矣”作爲结语。这则注释内容丰当、结构严谨，在何氏注中显得较爲突出。
    又如，对於素有争议的“九变”问题，何氏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参考了十余家《孙子》注，发现它们均未对《孙子》以“九变”名篇，而文中自“圯地无舍”而下却列爲“十事”的矛盾予以合理解释。因此，他“熟观文意”，在对《孙子》上下文做了全面研究之後，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爲，“上下止述其地之利害尔，且十事之中，‘君命有所不受’且非地事，昭然不类矣。盖孙子之意，言凡受命之将，合聚军衆，如经此九地，有害而无利，则当变之，虽君命使之舍、留、攻、争，亦不受也”。也就是説，“圮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爲“九变”的具体名目，都是讲“地之利害”，而最後一句“君命有所不受”与地事无关，不在“九变”之列。他又引《孙子》其他内容爲证：“况下文言，‘将不通於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其君命岂得与地形而同算也？况下之《地形篇》云：‘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厥旨尽在此矣。”这一解释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虽然像这类有深度的注释在何氏注中只占少数，却是何氏注的精华所在。这些条目充分显示出何氏关注《孙子》重要范畴和问题的旨趣，以及他对《孙子》所做的研究和思考，同时也爲後人探究《孙子》本意提供了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