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文字精练、晓畅。
    梅尧臣注《孙子》文字简练、对仗工整，固然是宋代《孙子》注家中的佼佼者，其他注家虽较梅氏略显逊色，但也同样表现出文辞畅达的特点。如王皙解《势篇》“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於千仞之山者，势也”句：“石不能自转，因山之势而不可遏也；战不能妄胜，因兵之势而不可支也。”何氏解“虚实”，有“攻守之变，出於虚实之法。或藏九地之下，以喻吾之守；或动九天之上，以比吾之攻。灭迹而不可见，韬声而不可闻。若从地出天下，倏出间入，星耀鬼行，入乎无间之域，旋乎九泉之渊”之语，可谓文采斐然。张预解《计篇》“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句：“凡用兵，贵先知地形。知远近则能爲迂直之计；知险易则能审步骑之利；知广狭则能度衆寡之用；知死生则能识战散之势也。”不惟释义简洁，句式也十分整齐。其他如郑友贤注阐发微旨，议论横生；施子美注通俗易懂、明白晓畅，也都表现出较高的语言功力。
    其二，战例的引用达於鼎盛。
    战例是过去的战争，是具体的、多样的，战争理论则是抽象的、概括的，以丰富的战例诠释《孙子》，有助於将抽象的战争原理形象化、通俗化，达到“简而易习、明而易晓”(31)的效果。因此，援引战例很早就成爲《孙子》注释的一个基本方法。唐代注家李筌、杜牧、陈皡等都很注意对战例的援引，尤以杜牧爲突出。宋代注家中，初期的梅尧臣并不注重引用战例，这大约与梅氏之学以诗文见长有关。但是，从王皙到何氏到张预再到施子美，战例成爲诸家《孙子》注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份，尤其是张预、施子美之注，所引战例不但爲数衆多，而且简要贴切，将援引战例之法推向了极致。援引战例之所以在宋代《孙子》注中达於鼎盛，一方面是因爲《通典》、《武经总要》等书已经对各种战法、战例作了较爲系统的梳理，便於学者参验，何氏注就主要凭藉了这些资料；另一方面，张预花数年之功撰成《十七史百将传》，并将这些研究成果用於《孙子》注，成就了宋代《孙子》注引例的高潮。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武学和武举的发展。对於武学授课和武举子研习而言，战例的运用无疑是诠释军事思想的一个主要手段，这方面的需要客观上刺激了武学教材中战例的使用，《施氏七书讲义》就是一个明证。
    其三，内容诠解上“以儒解兵”。
    宋代《孙子》注家都对兵学抱有浓厚兴趣，并有一定研究，因此，他们对孙子兵学的接受程度远较正统儒家爲深，但是，从根本上説，他们大都是“爲儒者流，谈兵家事”，在注释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儒解兵”，表现出明显的儒家倾向。如，对《计篇》“道”的解释，王皙认爲“道”就是《孟子》所説的“人和”，谓“主有道”，则能“得民心”，张预以“道”爲“恩信道义”，施子美则认爲“道”当解爲“德化”。又如，对於“兵者诡道”的解释，王皙注爲“诡者，所以求胜敌，御衆必以信也”。张预注曰：“用兵虽本於仁义，然其取胜必在诡诈”，他们虽然承认“诡道”在战争中的作用，同时又不忘强调“仁义”、“信”的重要性。通过这类注释，宋代注家以儒学思想阐释或修正《孙子》思想，爲儒家认同、接受孙子兵学提供了重要基础，同时也使《孙子》思想尤其是战争观和战略思想逐渐脱离了原有含义，带有了明显的儒学色彩，以儒学爲主导的兵儒融合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深刻。
    三、宋代《孙子》注作的成就与不足
    宋代《孙子》注作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注释方法、体裁不断丰富和完善。在注释方法上，北宋注家或重训诂，或主通解，或多引例，各有侧重，但是到了北宋末年的张预，已经表现出了综合运用各种训诂手段、整体把握《孙子》思想的特点，在援引战例方面也达到了高潮。南宋时期，这一趋势继续发展，最终形成了以义疏爲主，融汇各种注释方法爲一体的《施氏七书讲义》。在注释体裁上，除了传统的单注本，南宋出现了《十一家注孙子》这样的大型集注本。郑友贤《十家注孙子遗説》引入了“或问体”，对《孙子》重点问题作深入讨论，施子美的《施氏七书讲义》则顺应武学、武举的需要，成爲讲义体的开山之作。陈直中《孙子发微》、王自中《孙子新略》以及王彦《武经龟鉴》等虽然世无完书，但从书名及一些序文的情况看，也当对传统“因句爲解”的注释方式有所突破，如王自中《孙子新略》分爲本篇、末篇两部份，陈直中《孙子发微》不重“章句训解”，王彦《武经龟鉴》择取孙子要点，专以史事爲证，等等。这些新的注释方法和体裁大大推进了兵学文献注释学的发展。
    其二，保存了重要的校勘资料。文献注释往往与版本、校勘相互依存。宋人《孙子》注释中保存了一些校勘资料，不但有注家的校语，注文中也反映出诸家底本间的差异。这些资料在《武经七书》成爲定本，其他版本渐次消亡的情况下，显得尤爲可贵，成爲後世校理孙子的重要依据。
    据统计，“十一家注”中保存的校语共约三十条。其中王皙七条，梅尧臣三条，张预两条。这些校语对於了解宋以前《孙子》的版本差异有较高价值：
    1.列异文。如《火攻篇》“五曰火队”句下，梅尧臣注：“焚其队仗，以夺兵具。‘队’一作‘隧’。”《通典》卷一六○、《太平御览》卷三二一引作“火坠”，《太平御览》卷八六九、《长短经·水火》则引作“火燧”，《通典》杜佑注又曰“一曰火道”。杨丙安先生在《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认爲“队、燧、坠”古通，皆“隧”之借，在此乃道径通路之意”。梅注所存异文显然爲追索“火队”本义提供了重要佐证。又如，《行军篇》“战隆无登”句，《武经》本同，但《十一家注》中保存了两则校语，一爲杜牧注：“一作战降无登。”一爲张预注：“一本作战降无登迎。”查汉简本，正作“战降毋登”，《通典》卷一五六、《太平御览》卷三○六引文亦均作“战降无登”，从文义来讲，“战降”指的是与自高而下的敌人作战，其义较“战隆”爲长，很显然，杜牧、张预所録异文源出古字古意。
    2.正疑误。宋代注家往往采用理校的方式，校正文本的疑误之处。王皙之注最爲典型。如《势篇》“三军之衆，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句，王皙注：“‘必’当作‘毕’，字误也。奇正还相生，故毕受敌而无败也。”汉简本“必”正作“毕”，张预注亦曰，“三军虽衆，使人人皆受敌而不败者，在乎奇正也”，似其所据之本亦爲“毕”。王皙此校虽无明确的版本依据，却与古本及某些传本暗合，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梅尧臣校《行军篇》“黄帝之所以胜四帝”句亦爲理校，他説：“‘四帝’当爲‘四军’，字之误欤？言黄帝得四者之利，处山则胜山，处水上则胜水上，处斥泽则胜斥泽，处平陆则胜平陆也。”此校説得到了王皙、何氏等注家的援引或赞同。这类校勘依据的是注家的学识修养及对文本的深入理解，显示出较高的学术水准。
    梅、王、张诸家注除了明确的校语之外，还保留了一些重要的校勘綫索。通过这些綫索，读者可以推知其所据底本与《十一家注》正文的差异。如《作战篇》“近於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句，王皙注：“夫远输则人劳费，近市则物腾贵，是故久师则爲国患也，”显然他所依据的底本是“近市”而非“近师”。汉简本正作“近市”。这些綫索虽然并非宋代学者的校勘成果，却具有很高的校勘价值，爲後世《孙子》研究者所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