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晋书·职官志序》：
    世祖武皇帝即位之初，以安平王孚为太宰，郑冲为太傅，王祥为太保，司马望为太尉，何曾为司徒，荀顗为司空，石苞为大司马，陈骞为大将军，世所谓八公同辰，攀云附翼者也。(55)其“大司马”条也说：
    晋受魏禅，因其制，以安平王孚为太宰，郑冲为太傅，王祥为太保，义阳王望为太尉，何曾为司徒，荀顗为司空，石苞为大司马，陈骞为大将军，凡八公同时并置，唯无丞相焉。(56)两处记载均以八公制设立于武帝践祚伊始。这就意味着，早在西晋立国之初，随着晋武帝罢废丞相，分别以司马孚等人担任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八职，八公之制即已正式确立。(57)
    而随着八公制的确立，原本三公一体的“公”职设计也从制度上开始分化，职分文、武成为必然。如《晋书·职官志》所见：
    太宰、太傅、太保、司徒、司空、左右光禄大夫、光禄大夫，开府位从公者为文官公，冠进贤三梁，黑介帻。
    大司马、大将军、太尉、骠骑、车骑、卫将军、诸大将军，开府位从公者为武官公，皆著武冠，平上黑帻。(58)太尉与大司马、大将军一道被划归武官公，而司徒、司空则与太宰、太傅、太保一道被归入文官公，文、武官公借由进贤三梁冠、黑介帻和武冠、平上黑帻从冠服形式上加以确认。如果上述论断不误，可以推测，正是在西晋初年八公制正式确立之际，被划归为武官公的太尉开始“弃文从武”，改著武冠。而随着太尉改著武冠，太尉著冠终于与其所呈现的官职属性名实相副。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西晋初年能够一反旧制、改让太尉著武冠，与其时盛行的复古改制的政治文化也不无关系。如陈寅恪所论，“司马氏之帝业，乃由当时之儒家大族拥戴而成，故西晋篡魏亦可谓之东汉儒家大族之复兴。典午开国之重要设施，如复五等之爵，罢州郡之兵，以及帝王躬行三年之丧礼等，皆与儒家有关”；(59)阎步克也明确指出，“魏晋之交，出现了一系列复古礼、用周制的事件”。(60)不难想见，复古改制思潮的盛行使得儒家理想中的周制更受推重，秦汉以来的传统旧制则不再具有典范意义。而随着秦汉旧制典范意义的丢失，其原先所具备的约束力也逐渐受损，由此太尉首服调整变得可能。换言之，西晋太尉从进贤冠改著武冠，是在复古改制思潮对秦汉旧制的“松绑”，以及八公制设立和公分文、武制度设计的合力推动下完成的。
    三、结语
    太尉著武冠在司马氏一朝作为定制被确立以后，刘宋、梁陈均沿而不改，(61)唯一例外的是萧齐，如萧齐长水校尉王珪之所撰的《齐职仪》所见：
    太尉，品第一，金章紫绶，进贤三梁冠，绛朝服，佩山玄玉。郊庙冕服、七旒，玄衣纁裳，服七章。(62)萧齐太尉返同汉魏旧制，重新著进贤三梁冠。不过，考虑到《齐职仪》已无完帙存世，此段亦仅为《唐六典》《职官分纪》所引，⑥因此不排除文字讹误的可能。
    另一方面，《唐六典》等引《齐职仪》以太尉著进贤冠，或许也受到唐制的影响。《唐六典》“礼部郎中员外郎”条记载：
    若进贤冠，三品已上三梁，五品已上两梁，九品已上一梁。三师、三公、太子三师·三少、五等爵、尚书省、秘书省、诸寺·监、詹事府、东宫三寺，及散官、亲王傅·友·文学，并关、津、岳、渎等流内九品已上服之。(64)《大唐开元礼》、《旧唐书·舆服志》等也以包括太尉在内的三公著进贤三梁冠。(65)唐世太尉既著进贤三梁冠，推测《唐六典》等引《齐职仪》受此影响，误以萧齐太尉亦著进贤三梁冠，恐怕不算无稽。
    无论如何，两晋南朝制度一脉相承，独萧齐太尉一反常制著进贤冠，这多少有些不合常理。而《齐职仪》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也未尝不是整个汉魏六朝舆服相关文献的“隐患”。如所周知，这一时期正史里集中记载百官冠服的文字，有《续汉书·舆服志》《晋书·舆服志》《宋书·礼志五》《南齐书·舆服志》《隋书·礼仪志六》数种。《晋书·舆服志》已如前述，其他几种，如学者所论，《续汉书·舆服志》的编纂可能受到了西晋泰始令的影响，(66)而《宋书·礼志五》《隋书·礼仪志六》所记皇太子以下百官冠服和《南齐书·舆服志》则都有因袭前志旧文之处，不能轻易视作当朝实录。(67)舆服文献的上述特征，提示我们在应用它们时应格外警惕，而对文献进行史料批判也就成了一项不可或缺的基础作业。
    ［收稿日期］2013－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