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9年，郑天挺教授还就任了全国史学界主要力量共同参与编写的《中国历史大辞典》的总编之职。本来早在解放以前，他就根据史学界和社会各界的需要，有意编纂一部中国历史辞典，但因缺乏客观条件，未能如愿。1958年，他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又提出过这一主张，并得到师生的响应，开始了实际编写，后再次因条件不成熟，中途被迫停止。70年代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有关领导也提出这一倡议，并希望他担任总编，带领全国史学界通力合作完成这一历史性的任务。郑天挺教授非常高兴，欣然就职，马上投入工作。1979年11 月在天津、 1980年8月在太原、1981年5月在上海，分别召开了第一、第二及第三次编辑工作会议，他都前往参加，并认真准备，发表重要讲话，提出编写的指导思想、目标和许多具体要求。对其中的明史、清史两分册，关心得更为细致。1981年12月中旬两分册编委在天津开会时，他因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无法参加，便在会前多次与有关同志联络，帮助筹备。
    1980年，中国史学会恢复活动，在北京举行的代表大会上，郑天挺教授以最多的累数当选为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主席团成员。次年五月，接任主席团执行主席。这一社会职务，使之担负起了团结全国史学界、推进中国史学发展的重任。为此，他花费了不少心血。
    1981年夏，郑天挺教授参加了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召开的学科评议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担任历史学科评议组的召集人。在这次会议上，他与有关专家一起，按照坚持标准、公正合理的原则，审核、通过了首批有权授予历史学博士学位和历史学硕士学位的单位名单与指导教师名单，为我国历史学科开始起步的学位制度的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积极开展明清史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
    1978年以后，中国吹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史学领域的国际交流逐渐复苏。敏感而具有强烈事业心的郑天挺教授及时抓住了这一苗头，当机立断，立刻热情洋溢地着手进行明清史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为扩大南开大学的影响、提高南开大学以及全国、全世界的明清史研究水平，努力工作。
    自1979年起，国外明清史学者岩见宏、郑培凯等先后慕名来南开大学登门拜访郑天挺教授，凡遇这种情况，郑天挺教授都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热情接待。如在笔者陪同下与郑培凯的那次交谈，一口气谈了二三个小时，他兴致勃勃地介绍了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的过去和现状、将来的研究计划，并对发展明清史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交谈后，郑培凯非常满意，特意在香港等地的刊物上作长篇报道。这一时期，郑天挺教授还接受了日本东北大学教授寺田隆信前来进修，每两周为之上一次个人指导课，传授自己的治学心得。略有遗憾的是，寺田来后三个月，郑天挺教授就逝世了，没能完成全部指导计划（原计划进修一年）；并且其他正在联系、计划中的接受外国留学生、进修学者的事均因其骤然逝世而未能实现。
    这一时期郑天挺教授所进行的最有影响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是1980年8月上旬他在天津召开的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 应邀前来参加的有8个国家和地区的126名专家、学者，其中中国大陆以外的专家、学者34名，到会的国外学者人数之多，不仅是当时中国召开的其他有关明清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所少有的，也是迄今20年同类讨论会所少能达到的。到会的专家，学者几乎包括了当时中国和外国大部分最享盛名的明清史权威，所提交的92篇论文广泛探讨了明清两代的典章制度、人物评价、秘密宗教、民族、阶级关系和民众运动等内容，大多具有新观点、新资料，有的还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这次盛会，反映了当时国际上明清史研究达到的最新水平，除国内报刊予以报道外，日本《明代史研究》、美国《明史研究》等权威专业刊物也纷纷详加介绍，受到广泛的重视，对促进中外明清史学者的友谊和学术交流，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这次讨论会上，与会学者一致通过决议，由郑天挺教授主持，在南开大学设立筹备机构，筹建国际明清史学会。会后，郑天挺教授责成笔者牵头，与李宪庆、郑克晟、冯尔康、陈振江等同志落实这一决议，国内外的许多学者也为此寄来信函出谋划策，提供参考资料，事情渐渐有一定的进展。可惜不久郑天挺教授遽归道山，主客观条件都发生了变化，筹备工作遂半途而废。
    将文革内乱结束后数年间郑天挺教授在南开推动历史学科发展的社会工作和学术活动，与五、六十年代相比，可以看出前者比后者更有发展，而这一发展无疑为南开大学的明清史学科，也为南开大学的整个历史学科和整个南开大学，作出了更多的贡献。
    二、宝贵的精神财富
    郑天挺教授在南开大学的日子里，不仅从事了大量推动历史学科的社会工作和学术活动，而且在其从事这些工作和活动中，表现出了高贵的品德、优良的作风和高尚的情操，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是尤其应当重视的。
    1.献身社会的高贵品德
    郑天挺教授具有献身社会的高贵品德，他不计个人的得失、利弊，一切以社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早在服务于北京大学时，就是如此。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迁向内地，时任北大秘书长的郑天挺教授，为了继续为办好北京大学尽力，在夫人逝世不到一年的情况下，把五个年幼的孩子（最大的只有13岁）放在北京，只身离京内迁，一去就是8年之久。奉调欣然来到南开大学， 更是其将个人的一切服从社会、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的一个重要表现。因为这一调动使之离开了长期居住的北京，使之不得不再次离开子女而过单身生活，使之离开了其专业所不可缺少的清史资料最丰富的收藏处，给其个人生活和研究工作带来了不便。但他经过郑重考虑从国家的大局利益出发，最后决定不考虑个人的生活及其它方面的变化，愉快地只身来津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