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中国史研究的重大进展之一，就是科学的、专业化的研究队伍逐步形成。其中，从事微观汉学研究的美国学者在学术上取得很多重要成果。
    同一历史时期，出于国际形势和美国对华策略的需要，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集团都日益重视对中国国情的研究并给予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以支持和赞助。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以费正清为代表的新一代美国中国学学者迅速成长并写出许多优秀的史著。而在太平洋学会国际秘书处工作的我国学者则以他们的杰出史著为美国史坛增添了光彩。
    （1）美国微观汉学研究的兴起及其成就
    进入20世纪，欧洲一些汉学大师将德国人兰克的实证史学思想和中国乾嘉学派精妙的考据学方法相结合，形成了科学的微观汉学研究体系。像沙畹、伯希和马伯乐等，都是这一学派的杰出代表人物。1920年他们创办了著名的《通报》并以此为园地，培育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西方汉学家。特别象法国社会学家和汉学家葛兰言（Paul Marcel Granet,1884-1940）在年鉴派的初创时期，他已是这一新兴学术流派的中坚。他在如何用年鉴派的史学方法研究汉学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欧洲微观汉学研究的传统对美国的汉学家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且美国最负盛名的汉学家，有的原本就是欧洲的汉学大师，移居美国后，他们一方面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另方面又从事教学活动，因此使美国的汉学研究具有浓厚的欧洲色彩。如夏德（Friedrich Hirth,1845-1927）原是德国的汉学家，1870年考入中国海关，后在厦门、上海、九龙、淡水、镇江、宜昌和重庆等口岸任职。著有《中国和罗马人的东方》（China and Roman Orient,1885）、《古代的瓷器》（Ancient Porcelain,1888）、《中国研究》（Chinesische Studien,1890）、《论中国艺术的外来影响》（Uber fremde Einflusse in der Chinesischen Kunst,1896）等书。1902年他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之邀，赴美任该校首任汉文教授。此后又著有《中国的铜镜》（Chinese Metallic Mirros,1907）和《周朝末年以前的中国古代史》（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to the End of the Chou Dynasty,1908）等书。另一位同样来自德国的汉学家是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他曾在柏林大学和莱比锡大学攻读东方语言。1898年赴美后，曾多次率团来中国考察，在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方面成绩卓著，他的著作如《汉代的中国陶器》（Chinese Pottery of the Han Dynasty,1909）、《中国的基督教艺术》（Christian Art in China,1910）、《中国与伊朗：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Sino-Iranica: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1919）等都在史坛上享有盛誉。
    美国汉学家柔克义（William Woodwille Rockhill,1854-1914）则与夏德合作将赵汝适的《诸蕃志》译成英文，从而为国际学术界做出了奉献。此外他还从事中国宗教和民族问题的研究。另位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美国学者便是贾德（Thomas Francis Carter,1882-1925）。有鉴于印刷术的发明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的关键性作用，贾德从年轻时代起便开始研究中国印刷史。为此，他曾两度来中国进行学术考察。仅第二次来华，便滞留12年之久（从1911至1923年）。《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向西方的传播》（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 ward,1931）便是他的成名之著。当时国际学术界对于欧洲印刷术是源于德国，抑或是由中国西传的产物，有着不同的看法。贾德则旁征博引，用详尽的史实既阐明了中国印刷术的发明过程，又描绘出印刷术西传的轨迹，因此该书在国际史坛引起强烈反响。1955年该书由另一位中国史学者傅路特（Luther CarringtonGoodrich）做了详尽的校订和增补后，再度出版，可见该书的学术价值。
    德效骞（Homer Hasenpflug Dubs,1892-1969）同样也是位汉学大师，1918年以圣道会传教士的身分来华。他曾将荀子的著述和《前汉书》译成英文。他还经常在《通报》上发表有关中国哲学中有神论和自然主义的研究成果。《古代中国的一座罗马人城市》是他微观汉学研究的一篇代表作。他通过精细的史料分析和推理，论证公元5世纪在中国郡县名册中所载明的“骊靬”城，实为罗马人移民点：陈汤于公元前36年在中亚与罗马克拉苏军团的百余名游勇遭遇后，将他们掳回中国，“骊靬”就是为他们设置的罗马移民点。王莽登位后将“骊靬”改名为“揭虏”就是明证①。德效骞的这篇文章曾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一场争论。李约瑟支持上述看法并认为如果这些被俘的罗马人中间有人懂点军事工程的话，那末，“就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知识在中国文化和罗马文化之间进行交流”②。持相反意见的也不少，我国莫任南曾写有《汉代有罗马人迁来河西吗？》一文，谈了自己的否定看法③，总之，汉代为什么在张掖郡下置“骊靬”县将仍是涉及中外关系史的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这一历史时期，另一位知名的中国学学者是德克·卜德（Derke Bodde）。1931-1935年他曾以哈佛燕京学社研究生身分来我国留学，后又在欧洲汉学研究中心荷兰的莱顿大学深造并获博士学位。由于他对华夏文明的热爱并具有渊博的汉学知识，使他有条件在众多学者的微观汉学研究的基础上，于1942年写出《中国物品西传考》一书。卜德在书中指出，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1800年这两千年间，中国给予西方的远远胜过了她从西方得到的东西。象丝绸、瓷器、茶叶、纸、印刷术、火药、指南针、漆器、风筝、纸牌、轿子以及柑、柠檬、菊花、茉莉、山茶花、杜鹃花、翠菊、牡丹、银杏等植物和风子油、麻黄碱等药物……都是从中国传入西方的。著者慨叹道：“如果没有以上所述的那些发明创造，我们西方的文明将会何等的贫乏，这是不难想象的。”卜德进一步指出，“还有一些中国的发明创造，不仅完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为整个现代文明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纸张和印刷术，我们将仍旧生活在中世纪；没有火药，世界可能少受些苦难，但在另一方面，欧洲中世纪穿戴盔甲的骑士们会仍旧占据着护城河围绕的城堡，居于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我们的社会将仍旧停留在封建农奴制状态。……最后，如果没有指南针，地理大发现的年代将永远不会到来。……没有这些发明，迄今为止整个世界仍然是不可知的，甚至包括我们的国家在内”④。
    作为《中国物品西传考》的姐妹篇，卜德于1948年又写了一部《中国思想西传考》（Chinese Ideas in the West），内中着重介绍了中国哲学、政治体制、经济理论、教育思想、科学发明乃至文学艺术对西方的影响。《中国物品西传考》以微观汉学研究成果为基础，而又超出了微观汉学研究的狭小天地，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视角，对于华夏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影响及历史意义做出了规律性的探讨。这种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有机结合代表了汉学研究的新方向。我们特别想指出的是从19世纪末叶以来，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弥漫着一种种族主义的偏见。漠视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立性，无视和贬低中华民族对人类的历史贡献已成为一种趋势。20世纪40年代中国人民又正处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之中，而美国政界中有一股绥靖势力一直在策划“东方慕尼黑”丑剧，阴谋牺牲中华民族的利益，对日本侵略者姑息养奸。在这样一种国际背景下，卜德写出了《中国物品西传考》这样一部歌颂中国人民的创造性、肯定中华民族对人类的伟大贡献的著作是十分可贵的。我们还想指出一点，在上述时代的美国乃至欧洲的中国史研究中，中国社会“停滞”论成为主流，中国被当作与外界实行自我隔绝的突出例子。而卜德则大反其道，通过两千年来中国与欧洲从未间断的物质与文化的交往这一史实，指出：“中国从来就不是象人们所常认为的那样是个闭关自守的国家”⑤。这种观点不能不说是美国中国史研究中的一个突破。针对当时泛滥于史坛的“欧洲中心论”史观，在追述华夏文明对西方的影响之后，卜德进一步指出：“我们今天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不是某一种族的某一单独文明或地球上某一特定地域的产物，而是来自许多地区和人民对人类文明所作的贡献”，这其中就包括中国⑥。考虑到二次大战前后，法西斯主义者往往同时是种族主义着的这一事实，卜德的上述观点是具有严肃的论战意义的。卜德的这部著作也是在教育美国人民一定要从种族优越感的陷井中拔身，否则世界不可能享有和平。所以卜德在这部著作的结尾部分，他委婉地正告那些怀有各种历史偏见的美国人：“只有诚实地承认世界各国越来越互相依赖，我们才能为未来在更加美好的社会中过和平生活作好准备。这常常需要我们改变对其他国家人民及其风俗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是长期遗留下来的，往往是不合理的”⑦。卜德这种带有批判性的史学观点实际上是和美国独立战争前后那种承认华夏文明的价值和尊重中国独立发展的权力的中国观是一脉相承的，同时也兆示了发生在70年代美国中国史研究中的那场批判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