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新生代”的学者日趋重视中国历史、社会与现实的研究。
    两次大战之间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自然会使历史学家要反问，他们研究工作应向什么领域倾斜。费正清认为传统的汉学研究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他从两个方面对传统的中国学研究提出了挑战。首先，他对从事微观汉学研究的学者提出了批评，他指出：“历史学家要利用语言而不要被语言所左右”（11）。这当然是暗指从事考据学的学者。另方面，他也不满意于马士等前辈脱离对中国历史特点的揭示，而仅根据西方的资料来研究中国与西方关系的传统方法。费正清尖锐地指出：“我们现在的近代远东教程注重于19和20世纪的外交史……，然而怎么能不讨论儒家的国家而妄谈中国的外交政策”（12）。所以他倡导要研究中国的制度和社会条件，而当代问题会从历史的研究中得到答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费正清和那些与他志同道合的学者共同奋斗，终于在1941年11月创办了《远东季刊》（Far Eastern Quarterly），旋即又成立了“远东协会”（Far Eastern Association）。
    在这种新的史学思想的推动下，“新生代”在中国历史、社会和现实问题的研究上都取得了初步成果。下面试举数例：
    恒慕义为美国公理会教士，1915年来华后，曾长期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他主编的两卷集的《清代名人传略（1644-1912）》（Eminent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1943-1944）选录了有清一代800多位名人并就其生平和社会活动做了概述。恒慕义为完成该书的写作曾查阅1，100多卷正史和数百卷“笔记”，同时还利用了国外的有关档案资料。特别是在行文中间，一一注明史料的出处，因此，该书不仅是部名人的传记辞典，而且为研究整个清代的历史洞开了大门。胡适在为该书写的前言中认为《清代名人传略》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著作，不但外国人在此之前从未写出过类似的著述，即使中国的史家也没有完成可以与恒慕义这部传略相比的作品。由于该书内容广泛，所以无论从事清代政治史、文化史和知识阶层研究的，抑或从事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学者，都能从这部传略中获益。所以胡适认为这是一部在任何地方也不会再找到的最详尽、最优秀的有关清代历史的著作（13）。费正清也把《清代名人传略》当作研究清代历史的主要参考书，并认为该书“是我们研究现代中国早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4）。
    傅路特于1943年完成《中华民族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一书的写作。傅路特认为中华民族是个富有智慧的民族，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科学方法，但在天文、历法、数学、医药、工程、建筑、舆地诸方面都有杰出成就。此外，中国人在管理、调控社会生活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连美国副总统华莱士都表示从王安石和王莽的改革中可以有所借鉴，像“常平仓”体制更给美国当代经济学家以启发。所以傅路特认为向美国人民全面介绍中国历史是完全必要的（15）。此外，在西方国家的著述中，《中华民族简史》率先报导了安阳考古发掘中的重大发现，从而使西方人对华夏文明的灿烂成就有了新的认识。由于该书至今仍有其学术价值，所以于1951、1959曾多次再版。
    韦慕庭在中国社会研究方面是位先驱者，他1932年来华，学习汉语。后著有《中国的乡村政府》（Village Government in China,1934）和《前汉时代中国的奴隶制》（Slavery in China during the Former Han Dynasty,1943），按费正清的评价，后者“对汉代社会作了一个杰出的分析”（16）。
    顾立雅1930年作为哈佛燕京学社研究生来华进修。他更侧重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著有《中国的诞生》（The Birth of China,1936）、《为华北而斗争》（The Struggle for North China,1940）和《变化中的中国》（Changing China,1942）等书。
    在民族和边疆问题的研究方面拉铁摩尔最负盛名。他早年致力东方学研究。1922年曾到新疆考察，著《通向土耳其斯坦的荒漠之路》（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1929），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注目，并于同年获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奖金，赴东北进行学术考察。1931年他的《满洲--冲突的发源地》（Manchuria:Cradle of Conflict）一书出版，使他成为举世公认的研究中国边疆问题的专家。1932年以后，他出任太平洋学会（The Instituteof Pacific Relations）会刊《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的主编。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由于费正清这一代人的努力，在中国问题的研究方面，特别在中国历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费正清是“新生代”的核心，有鉴于他在推动中国问题研究方面的树建，韦慕庭称他为“美国中国学的教父”（17）。
    然而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到：其一，30年代或40年代还只是“新生代”的成长期，直到50年代或60年代才进入成熟时期，他们不断推出史学新著，在美国史坛上，如日中升，成为主流学派。其二，“新生代”在中国与西方关系史的研究中，由于更贴近中国历史与社会，所以他们的研究成果与“蓝皮书史学”的代表作相比较，已经有所超越，这是他们成功的方面。但“新生代”的史学家又有他们自身的历史局限性。首先，如前所述，他们在华期间与部分中国人建立了联系，甚至发展为友谊关系。但这部分中国人大多与这些美国学者一样是些在智能方面有着高度发展的知识分子，而且几乎都接受过西方教育。由于“新生代”接触的社会面过于狭小，因此，使他们不能以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问题；其次，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尤其是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研究中国历史仍在起步阶段，对中国历史重大问题尚未能做出全面的、科学的回答，因此尚未对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造成较大的影响。所以美国年轻一代中国史学者的中国观仍以“西方中心论”为基本出发点，特别是卫三畏的史学思想对他们影响至深。即，在承认中国古代文明的价值的同时，判定到近代，中国已处于“停滞”状态，唯有仿照西方的社会模式、采取渐进的方式，中国才能再生。所以他们认为19世纪初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基本上是对西方冲击做出回应的历程。由于上述两点局限性，使“新生代”的中国史研究带有一种明显的过渡性质，即当他们以批判的精神刚刚超越自己的前辈学者之时，他们这一代又开始被他们的后继者所批判。费正清这一代学者没能赋予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以现代的形态。
    （3）旅美华人学者在中国史研究方面的成就
    欧文·拉铁摩尔任《太平洋事务》主编后，他非常希望有位熟悉亚太地区问题的专家参加《太平洋事务》的编辑工作。于是他向他的中国友人，著名学者陈翰笙发出邀请，这样，从1936-1939年，陈翰笙作为《太平洋事务》的编辑，在纽约的太平洋学会国际秘书处工作了三年。
    《太平洋事务》在30年代，在国际上是个颇有影响的学术刊物。陈翰笙作为该刊的编辑，他巧妙地使它成为展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实际情况的一个窗口。陈翰笙与斯诺是挚友，由此1938年6月《太平洋事务》发表了斯诺《西行漫记》的片断。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封锁，当时世界人民对于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抗战情况尚不十分了解。所以斯诺的文章在亚太地区引起很大反响。此外，作为《太平洋事务》的撰稿人，陈翰笙在该刊先后发表了《中国“模范省”的乐土》（1936年）、《中国内蒙政策评述》（1936年）、《征服与人口》（1937年）以及《中国的南海与福建、广东社会状况》（1939年）等多篇文章。这些作品加深了太平洋各国人民对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国情的了解。也是在上述历史时期，陈翰笙用英文写作的《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Industrial Capital and Chinese Peasants）一书在太平洋学会赞助下在美国出版。
    近代外国资本向中国的渗透究竟对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起到什么作用，这是个长期有争论的问题。《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一书根据著者与王寅生、张锡昌和黄国高等人1934年-1935年间对所有美种烟草产区的3个省127个村以及产烟区6个典型村429户的调查资料，雄辩地指出，作为国际托拉斯典型的英美烟草公司对我国农村的渗透和剥削，造成了中国人民的灾难。对于外国资本的入侵所造成的后果，陈翰笙也做出了科学的回答：“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业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原料作物的发展，一般总是导致农民生活水平下降，对于中等农民和贫困农民来说，尤其是这样。”至于什么是中国的前途和希望，陈翰笙明确表示：“只有一个独立民主的中国，工业化才能够带来它所期望的社会福利，使占人类近四分之一的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18）。
    《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一书是用社会学观点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典范。事实上，陈翰笙通过该书把我国30年代社会史的大论战扩大到国际史坛上，使外国学者听到了中国史学家的声音。该书1939年一经发表，便立即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注意。1941年该书由殿生文男和小田博分别由英文译成日文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