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在美国参加太平洋学会国际秘书处活动的中国学者便是冀朝鼎。他用英文写作并发表于1936年的名著《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 as Reveal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Pablic Works for Water Control）一书开创了中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先河。冀朝鼎以翔实的史实论证了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特点和差异以及它们形成的原因，由此总结出导致各经济区域中心地位转移的“铁的法则”，即政治权力和区域经济之间的紧密关系：中国随经济区域的变动而出现分裂与混乱，直到新的经济区域的崛起，国家才又恢复统一（19）。
    冀朝鼎的这部著作同样应视作30年代我国社会史论战的一部分。它雄辩地向世界表明，中国绝不是一个停滞的社会，恰恰相反，中国社会内部充满着矛盾运动，而且按着自己特定的运动规律发展着。在该书中他也阐明了他的史学思想。最富有启发性的有两点：一是，他认为对当代的中国根本性问题必须进行历史性的探索才能对其有更深刻的认识。二是，他主张在历史研究中，应当去发现那些左右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20）。
    很多外国学者在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上曾得益于冀朝鼎的这部著作。李约瑟高度评价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并认为该书“可能是迄今为止任何西文书籍中有关中国历史的发展变化方面的最卓越的著作”（21）。美国著名学者史坚雅（George William Skinner）有关中国宏观区域系统的研究不难看到冀朝鼎的影响。至于另一位美国学者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在其《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一书中，他称冀朝鼎的研究是种“拓荒工作”，“如实反映了当时水利建设水平的真正趋势”（22）。终究冀朝鼎是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下完成他的研究工作的，因此，在统计资料的收集与运用上，尚有不足之处。珀金斯则在自己的著作中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冀朝鼎在30年代研究的课题在70年代的美国仍为人所关注。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的王毓铨30年代也曾在太平洋学会国际秘书处工作，并且也是《太平洋事务》的撰稿人。他在该刊先后用英文发表了《中国历史上地租的增长与王朝的衰亡》和《中国社会科学之发展》等多篇论文。前者至今仍常为研究中国经济史的西方学者所引用。近年台湾学者又将其译成中文发表。
    太平洋学会还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下，推行了一项“中国历史计划”，即将中国正史中有关政治与社会经济的纪事文字摘录、集中后，再译成英文加以注释出版。当时参加这一计划的，有我国学者冯家升，他承担了辽金史的翻译工作。其最终成果就是冯家升与魏特夫合写的《中国社会史：辽代》（K.A.Wittfogel and Feng Chiasheng,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1949）。王毓铨也应邀参加了“中国历史计划”，负责翻译、注释秦汉史部分。此外，王毓铨还利用美国古钱博物馆的丰富馆藏，用英文写出《中国早期货币》（Early Chinese Coinage）一书。李约瑟曾指出，金属币常常被用来说明“激起传播”这个主题。依照传统的说法，铸币源于公元前7世纪利底亚并迅速东传，渐至希腊城邦和波斯文化区。但是从王毓铨所写的这一著作中可以看到，中国最早的钱币几乎可追溯到商，公元前9世纪中国已有刀币，前8世纪又铸有铲币。即王毓铨的这部著作贡献之一就是通过中国货币早期发展的历史证明了中国铸币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他的这一观点受到李约瑟的重视（23）。
    除“中国历史计划”外，太平洋学会还组织了有关中国近代工业史的研究工作。王毓铨参加了这一工作，重点收集有关张謇兴办实业的资料。后，由北京大学陈振汉接续这一课题的研究。
    综上所述，可见太平洋学会在推动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据统计，在50年代以前，美国出版的有关亚洲的书籍中有一半是由太平洋学会出版或得到它的赞助的（24）。特别是在太平洋学会国际秘书处工作的我国学者，虽然他们人数很少，但却释放出相当大的能量。当两次大战期间，右倾保守主义的“新康德主义”弥漫于美国史坛之际，我国旅美学者的优秀史著不但把我国学者对中国史的研究方法和观点介绍到美国，从而为我国史学界赢得了荣誉，同时也为那一时代的美国史坛增添了光彩，而且直至今日他们的著作仍为美国的中国史学者所重视。他们事实上是当今活跃在美国史坛上的那些寓美华裔学者当之无愧的先驱。
    注释：
    ① 该文载《中外关系史译丛》，第4辑，第364-373页。
    ②（21）（23）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二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538、539页、第240页、第561页。
    ③ 该文载《中外关系史论丛》，第3期，第231-238页。
    ④⑤⑥⑦ 详见《中外关系史译丛》第1期，第231-238页、第210页、第233页、第233页。
    ⑧ 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主编：《美国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14页。
    ⑨（11）（12）（17） 转引自保罗·M.埃文斯：《费正清和美国人对近代中国的理解》（Paul M.Evans.John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1988），第65页、第62页、第60-61页、第46页。
    ⑩（14）（16） 费正清著，孙瑞芹、陈泽宪译：《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334页、第333页、第329页。
    （13） 韦慕庭：《清代后人传略（1644-1912）》第Ⅴ页。
    （15） 傅路特：《中华民族简史》第Ⅹ页。
    （18） 陈翰笙著、陈绛译：《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Ⅳ页。
    （19）（20） 详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22） 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51页。
    （24） 《美国中国学手册》第14页。
    原文参考文献：
    ①《美国中国学手册》；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