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我们综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欧洲微观汉学研究的影响下，美国初步形成了一支科学的专业化的研究汉学的队伍。他们中的姣姣者多数以微观汉学研究为主。他们的学术成就和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他们有很高的汉语造诣并将一些中国经典著作译成英文，从而使相当一批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绕过了语言障碍，直接接触到中国的经典文献，使这些学者可以通过中国史料来研究中国、认识中国。其次，这些学者总结了一套考证、整理和利用中国史料的有效方法，为后继的美国汉学家开通了登堂入室的捷径。其三，微观汉学研究所涉及到的课题往往带有一种跨学科性质。特别是涉及到中外关系史问题，这一特征更为突出。哪怕是研究一种物品的传播范围，也必须考证不同地区对该物品的称谓；还要廓清原产地的社会历史背景及经济条件；该物品得以传播的时代氛围；物品传播的路线和范围及其影响，即必须从事历史、地理、经济、文化、博物学、语源学、民族学和民俗学诸学科的综合研究，才能得出结论。微观汉学这种跨学科性质，为日后中国史研究中的多学科综合研究树立了范例和积累了经验。其四，微观汉学研究虽然具有很高的学术和学科价值，而且这种研究本身对于研究人员具有无限的兴趣和魅力，但终究因研究课题过于狭窄，过于专门化，特别是漠视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这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所以在短期内很难看到社会功能价值。但微观汉学高度精确的研究成果又成为日后有关中国历史宏观研究的基石和支柱。到70年代以后，当微观汉学研究与宏观的中国史研究有机结合起来的时候，终于体现出合力的能量和效力。
    （2）美国中国史研究中的“新生代”
    进入20世纪，当欧美一些学者在书斋中静静地从事微观汉学研究的时候，另些史学家却想在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上，来探讨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史。像英国学者马士（Hosea Ballou Morse,1855-1934）曾任中国海关税务司多年，著有《中朝制度考》（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1908）、《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1910-1918）等名著。马士以及和他一样致力于中西关系史研究的学者一般都是应用西方的资料，用西方人的观点来研究19世纪初期以来的中西冲突，而且一般又按照如下套路来从事写作：贸易体制--海关--冲突--战争--条约。这类史学又被称作“蓝皮书史学”或“通商口岸史学”。
    美国的一些学者也循上述模式来研究中西方的冲突。像宓亨利（Harley Fransworth MacNair,1891-1947）1912年来华，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并为《密勒氏评论报》的特约编辑。1926年返美后从事教学和写作。他曾与马士合著《远东国际关系史》（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31）；此外他个人还著有《中国近代史选读》（Modern Chinese History Selecfed Readings,1923）和《华侨志》（The Chinese Abroad,Their Position and Protection,1924）。后者叙述了中国人移居美国的历史过程以及美国的排华运动，在当时影响颇大，30年代已有中文译本。
    然而“蓝皮书史学”有其严重的局限性。即研究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这些学者缺乏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深刻认识，因此他们也不可能对中国与西方关系史中的本质问题作出科学的论断。所以他们的研究模式必然要被突破。而在新的历史时期把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推上一个新阶梯的是以费正清为首的一批年轻学者。他们的成长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事实上，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于美国不断膨胀的在华利益的需要，美国一些以垄断资本集团为背景的基金会，如纽约卡内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都曾赞助过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二次大战前，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已增至90余个。像始建于1919年的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便下设一常务机构以促进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建于1928年的哈佛燕京学社很快发展成为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中心。我国著名学者洪煨莲（1893-1980）曾代表燕京大学参予哈佛燕京学社的筹创工作并在该社引得编纂处工作20余年，先后编纂经、史、子、集各种引得64种81册，为科学利用我国古典文献创造了条件。美国国会图书馆于1927年下设中国部，至30年代中期，中文藏书已达135，000册⑧。
    然而美国东亚研究力量还是十分薄弱，各大学致力于这一领域研究的专业学者不到50人，这是与远东地区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十分不相称的。费正清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6个月就郑重指出：“我们国家面对着亚洲的阴影，美国人将在完全无知的情况下制定对日本和中国的外交政策”⑨。因此加强对东亚，特别是对中国的研究，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一批为我们所熟知的中国问题专家如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1884-1968）、恒慕义（Arthur William Hummel,1884-1975）、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费正清（John King Falrbank,1907-1991）、戴德华（George E.Taylor）、傅路特、韦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宾板桥（Woodbridge Bingham）、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以及芮沃寿（Arthur Frederick Wright,1913-1976）等便登上了史坛。
    上述年轻一代学者大多在30或40年代曾有来华或学习、或教书或工作的经历。在汉语的研究上他们都有很高的造诣，能直接利用中国当代文献和古代典籍从事研究工作。在华期间，他们一般在中国知识分子或在军政界中拥有自己的联系面，因此对中国社会，有更深的认识。这些学者无论在美国或是在中国期间，出于共同的抱负和理想，他们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相互支持和配合，而且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特点，往往又有着相同或近似的见解，因此在美国的学术界他们往往被视作一个“集团”。我们认为他们可以称得上是美国中国史研究中的“新生代”。因为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上，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首先，他们承继了马士和宓亨利等前辈学者注意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史研究的传统并在这一领域写出许多优秀史著。像费正清1929年哈佛大学毕业后到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在那里与马士相识。费正清接受了马士关于研究中国海关早期发展史的建议，于1930年来华，在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研究中国史。1936年以《中国海关的起源》（The Origion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1850-1858）一文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1941年他与邓嗣禹合作，在《哈佛亚洲学报》上发表了《清朝的朝贡制度》（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一文，标志着他的学术生涯的新开端。1945年费正清又与邓嗣禹、孙任以都和房兆颖等人合编《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23）》（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同年还出版了由他编辑的《中国对西方反应的研究指南》（Research Guide for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另一位致力于中国与西方关系史研究的名家是赖德烈，他侧重于基督教史的研究。西方国家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是中国与西方关系史中极为重要的部分。通过基督教在中国扩张史的研究既可看到西方国家对华策略的演变过程，也可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赖德烈的主要著作有《基督教在华传教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1929）、《中国人：他们的历史和文化》（The Chinese: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1934）和《基督教扩张史》（A 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1937-1945）。后者共7卷，其中第6卷则集中论述了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赖德烈的上述著作开拓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所以费正清称《基督教扩张史》为“不朽的著作”⑩。赖德烈在学术上的成就使他在美国史坛享有盛誉，1948年他当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