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它与孔子的思想性格存在矛盾。如果孔子以求“知”为人生的最高追求，他可以说“早晨得知真理，就是当晚死去都可以”。这样，孔子和纯粹的理论研究者就没有区别了。但是，孔子的人生最高追求是“德”而非“智”，“尊德性”与“道问学”比较，“尊德性”是第一位的，“道问学”是第二位的。孔子虽然说：“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但他更明白“知礼”并不等于“得仁”、“获仁”。因此他强调：“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因为“知之者，在彼，而我知之也。好之者，虽笃，而未能有之。至于乐之，则为己之所有”。⑧“知之”是“在彼”，“好之”仍是“未能有之”，还是外在的。只有“乐之”，才是“为己之所有”。在孔子看来，修己不能只停留在“知”的阶段，要想把“在彼”的客观真理，化为“为己之所有”的主体之仁，就必须依赖于“行”。因此，相对于“知”，孔子更重视“行”。他人生的目标不是“知道”、“知仁”，而是修己成仁，变天下“无道”为“有道”。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学文”属于“知”一类，孔子将其归之为“行有余力”后之事，其态度非常明显。基于这种重德甚于求“知”的一贯性格，孔子是不可能“朝知道”而“夕死”的。
    其次，孔子平常于“道”并非不“知”，也不认为“道”是难“知”的。古人感叹“非知之艰，行之惟艰”，⑨“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左传·昭公十年》)，孔子也是如此。孔子曾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道”是其所“志”，平常焉能不“知”？他又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道”是什么？他显然是很清楚的。孔子不但认为自己平常是“知道”的，而且认为其他人“知道”也不难。子游曾说：“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学道”近于“知道”。孔子认为这并不难，不但“君子学道”，“小人”也能“学道”。他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人不“知道”，又怎能“弘道”？“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志于道”是对“士”的一般要求，是基本条件。可见，就是对一般士人，“知道”也并不难，只有“行”才难。
    孔子不视“知道”为难事，不以“知道”为人生的最高追求，他又怎么能说“早晨得知真理，就是当晚死去都可以”呢？可见这种通行的解释是不能成立的。
    二、“有道”的问题
    可能是意识到了前人“知道”说有难以消解的矛盾，⑩何晏和邢昺提出了“有道”说的新解。何晏《集解》：“言将至死，不闻世之有道也。”邢昺疏：“此章疾世无道也。设若早朝世有道，暮夕而死，可无恨矣。言将至死不闻世之有道也。”(11)这里的“闻”即“听”，用的是本义。孔子“听说”了道，暮夕而死，就可无恨，未免太简单了。(12)所以何晏、邢昺都将“道”训为“有道”。这样，孔子是说早上“听说”有道，暮夕就可死了。虽然是说孔子对现实政治悲观到了极点，“至死不闻世之有道”。但实际是消解了“知道”说与孔子思想性格的矛盾，将孔子的人生理想由“知道”转移到道的实现上。
    后来的学者有的也体会到了《注》、《疏》的这一番苦心。如孙弈就说：“孔子岂尚未闻道者？苟闻天下之有道，则死亦无遗恨，盖忧天下如此其急。”(13)毛子水也说：“这个解释最为合经意。《雍也》篇‘鲁一变，至于道’的‘道’，亦是用于这个意义的。下章‘士志于道’和《雍也》篇里‘天下有道’的‘道’，亦以这个讲法为合。这些‘道’字，与‘吾道一以贯之’、‘古之道也’的‘道’，意义完全不同！但自汉以来，除二三学者外，注释《论语》的人，都把孔子‘朝闻道’的话讲错了……这里朝夕二字，不是表示时间的距离，而是表示‘立刻’或‘马上’的意义。从这两句话，我们可以体会到孔子一生忧世忧民的苦心！”因此，他将此章译为：“孔子说：‘如果有一天能够听到天下已太平，马上死去也愿意。’”(14)
    但将“道”解为“有道”，训诂上有增字为训之嫌。而“闻道”上古文献除作“知道”、“悟道”解外，一般都是听见道、听到道的意思，并没有听见有道、听到天下已太平的例子。如《老子》第四十一章：“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庄子·秋水》：“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知北游》：“无始曰：‘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无始曰：‘有问道而应之者，不知道也。虽问道者，亦未闻道。’”《庚桑楚》：“趎勉闻道达耳矣！”《晏子春秋·内篇问上》：“臣闻问道者更正，闻道者更容。”《管子·霸形》：“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将安闻道而得度哉？”《韩非子·十过》：“寡人尝闻道，而未得目见之也。愿闻古之明主得国失国何常以？”《说疑》：“凡术也者，主之所以执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师也，然使郎中日闻道于郎门之外，以至于境内日见法，又非其难者也。”《新书·修政语下》：“凡人者，若贱若贵，若幼若老，闻道，志而藏之；知道，善而行之，上人矣。闻道，而弗取藏也，知道，而弗取行也，则谓之下人也。”《韩诗外传》卷第九：“传曰：‘君子之闻道，入之于耳，藏之于心，察之以仁，守之以信，行之以义，出之以逊，故人无不虚心而听也。小人之闻道，入之于耳，出之于口，苟言而已，譬如饱食而呕之，其不惟肌肤无益，而于志亦戾矣。’”这些“闻道”，没有一例可解为“听说天下有道”、“听到天下已太平”的。
    台湾学者汪淳的分析值得参考，他说：“盖孔子生当乱世，道衰德薄，然尚未至于‘举世混浊，无道可闻’之时。《公冶长》篇：‘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卫灵公》篇：‘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子张》篇：‘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可见孔子之世，尚未全属无道，亦非无道可闻。虽仪封人见孔子，出曰：‘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亦属慨乎言之，未可据。纵使天下滔滔者皆无道也，亦有孔子及其贤弟子之道存焉。何以谓‘将至死不闻世之有道也’。《集解》之说非。”(15)
    所以，不论从语言习惯，还是从当时的历史事实而言，“有道”说也是讲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