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咸阳所做工作：陕西省博物馆等：《秦都咸阳故城遗址发现的窑址和铜器》，《考古》1974年1期； 秦都咸阳工作站：《秦都咸阳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11期；王学理等：《秦都咸阳发掘报道若干补正意见》，《文物》1979年2期； 咸阳市文管会等：《秦都咸阳第三号宫殿建筑基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2期；陈国英：《咸阳长陵车站一带考古调查》，《考古与文物》1985 年3期；秦都咸阳考古队：《咸阳市黄家沟战国墓葬发掘简报》， 《考古与文物》1986年2期； 秦都咸阳工作站：《秦都咸阳第二号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4期。）。由于兵马俑坑的发现， 对秦始皇陵园的勘查和发掘工作亦全面展开（注：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临潼县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文物》1975年11期；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东侧第二号兵马俑坑钻探试掘简报》，《文物》1978年5期； 秦俑坑考古队：《秦始皇陵东侧第三号兵马俑坑清理简报》，《文物》1979年12期；临潼县文化馆赵康民：《秦始皇陵北二、三、四号建筑遗迹》，《文物》1979年12期；秦俑考古队：《临潼上焦村秦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2期； 秦俑考古队：《秦始皇陵东侧马厩坑钻探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4期； 秦俑考古队：《秦始皇陵园陪葬坑钻探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1期； 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秦刑徒墓》，《文物》1982年3期； 秦俑考古队：《秦始皇陵二号铜车马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7期； 秦始皇陵考古队：《秦俑一号坑第二次发掘简讯》，《文博》1987年1期； 秦始皇陵考古队：《秦始皇陵西侧“骊山飤宫”建筑遗址清理简报》，《文博》1987年6期。）。 在宝鸡（注：宝鸡市博物馆卢连成等：《陕西宝鸡县太公庙发现秦公钟、秦公镈》，《文物》1978年11期；王光永《宝鸡市渭城区姜城堡东周墓》，《考古》1979年6期； 宝鸡市博物馆等：《宝鸡县西高泉村春秋秦墓发掘记》，《文物》1980年9期； 王红武等：《陕西宝鸡凤阁岭公社出土一批秦代文物》，《文物》1980年9 期；何欣云：《宝鸡李家崖秦国墓葬清理简报》，《文博》1986年4期； 高次若等：《宝鸡县甘峪发现一座春秋早期墓葬》，《文博》1988年4 期。）、陇县（注：尹盛平、 张天恩：《陕西陇县边家庄一号春秋墓》，《考古与文物》1986年6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陇县边家庄五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11期；肖琦：《陕西陇县边家庄出土春秋铜器》，《文博》1989年3期。）、 长武（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长武上孟村秦国墓葬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4年3期。）、 户县（注：陕西省文管会秦墓发掘组；《陕西省户县宋村春秋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10期；曹发展：《陕西户县南关春秋秦墓清理记》，《文博》1989 年2期。）、铜川（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铜川枣庙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5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学考古系：《铜川市王家河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7年2 期。）、大荔（注：陕西省文管会、大荔县文化馆：《朝邑战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2辑，1978 年。）和甘肃东部（注：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灵台县两周墓葬》，《考古》1976年1期； 刘得桢等：《甘肃灵台景家庄春秋墓》，《考古》1981年1 期；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3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天水西坪秦汉墓发掘纪要》，《考古》1988年5 期。）也发现了较多的秦文化墓葬，对秦文化的各种考古学遗存的认定也因其均地处秦国统治范围而明确无疑。首次被研究者确认为秦国墓地的即是在雍城南郊发掘的八旗屯墓地（注：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吴镇峰等：《陕西凤翔八旗屯秦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文物出版社，1980 年。），由于该墓地在墓葬形制、葬式、随葬器物等方面都带有强烈的、可区别于同时期其他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特征，因此八旗屯墓地以及在雍城南郊发现的诸墓地，便成为此后研究者界定秦墓的重要标准。
    这一时期，在湖北云梦（注：湖北孝感地区第二期亦工亦农文物考古训练班：《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6期； 湖北孝感地区第二期亦工亦农文物考古训练班：《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座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9期； 云梦文物工作组：《湖北云梦睡虎地秦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1期。）， 四川荥经和青川（注：荥经古墓发掘组：《四川荥经古城坪秦汉墓葬》，《文物资料丛刊》第4辑，文物出版社，1981年出版；四川省博物馆、 青川文化馆：《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文物》1982年1期。 ），湖南溆浦和汩罗（注：湖南省博物馆等：《湖南溆浦马田坪战国西汉墓发掘报告》，《湖南考古辑刊》第2集； 湖南省博物馆：《汩罗县东周、秦、西汉、南朝墓发掘报告》，《湖南考古辑刊》第3集。）， 河南泌阳（注：驻马店地区文管会、泌阳县文教局：《河南泌阳秦墓》，《文物》1980年9期。）、三门峡（注：黄士斌、 宁景通：《上村岭秦墓和汉墓》，《中原文物》1981年特刊。），内蒙（注：内蒙古语文历史研究所崔睿：《秦汉广衍故城及其附近的墓葬》，《文物》1977年5期。）等地，亦发现了大量带有秦文化特点的遗存。
    2.分期与编年
    到80年代初期，秦文化的考古发现已初具规模，积累了有关城址、建筑、陵园、墓葬的大批资料，必然会引起对其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在此基础上，始有学者对已发现的秦文化墓葬进行了分期与编年的研究，标志着秦文化研究已经从对其面貌的确认上升到将其作为一个历史进程而对其进行进化式的研究。韩伟在《略论陕西春秋战国地区秦墓的年代与分期》中，根据随葬器物的形制和组合，将关中地区的中小型秦墓，分为七期，并将各期秦墓的特点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提出了秦文化墓葬的发展序列和编年（注：韩伟：《略论陕西春秋战国秦墓》，《考古与文物》1981年1期。）。叶小燕在《秦墓初探》中， 将秦墓分为五个阶段，虽然在分期问题上较韩文简约，但其所论不仅涉及到秦文化的分期，而且还将其与外部文化进行了比较，讨论了其在征服六国的过程中，与其他文化的关系（注：叶小燕：《秦墓初探》，《考古》1982年1期。）。陈平所作《试论关中秦墓青铜容器的分期问题》，对秦墓青铜容器进行了形制的排比以及分期与年代的讨论（注：陈平：《试论关中秦墓青铜容器的分期问题》，《考古与文物》1984年3 期。）。其后亦有学者对秦文化墓葬进行过分期研究，但其结果大体没有超出上述范畴。
    上述对秦文化的分期与编年的研究，都是以已经界定的秦文化自身的特征为出发点，其目的是搞清秦文化自身发展的逻辑序列和年代序列，并兼及与外部文化之间的关系，其结果为秦文化、尤其是秦墓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分期与年代学的标尺。此后每有新发现的秦墓资料，发掘者大多以上述研究结果为标准，将新资料与之进行比较后将其纳入其中的某一位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