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其他
    除了对上述三个都城遗址所做的考古工作外，在其他一些地点发现的遗存为探索其他秦都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在陇县边家庄及其附近多次发现随葬有成套青铜礼器的春秋早期墓葬和春秋时期的城址（注：张天恩：《边家庄春秋墓与汧邑地望》，《文博》1990年5期。）， 为秦都“汧”邑提供了线索，在宝鸡县杨家沟乡太公庙村出土了秦武公时铸造的秦公镈、秦公钟（注：宝鸡市博物馆卢连成、宝鸡县文化馆杨满仓：《陕西宝鸡县太公庙发现秦公钟、秦公镈》，《文物》1978年11期。），在其附近一公里左右的西高泉村发现了出有青铜礼器的春秋早期墓葬（注：宝鸡市博物馆、宝鸡县图博馆：《宝鸡县西高泉村春秋秦墓发掘记》，《文物》1980年9期。），此处很可能与秦都平阳有关。 只是目前两处都还缺乏足够的考古学资料，尚难以对其做出更明确的认定。
    2.中小型墓葬与大型陵园
    （1）中小型墓葬
    对秦文化中小型墓葬所做的工作，一直是秦文化考古中的重要部分，对秦文化的界定、分期与编年等研究多是在对中小型墓葬中的随葬器物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目前普遍认为中小型墓葬为秦普通国人的墓葬。从30年代北平研究院发掘宝鸡斗鸡台“屈肢葬墓”开始，到现在已发掘的秦文化普通墓地有近50处，清理的中小型墓葬近千座，已经具备了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条件。
    对秦文化中小型墓葬进行分期与年代的推定是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工作。目前通过对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的组合与形制进行排比而确认的秦墓的逻辑发展序列，基本已达到共识。只是对于春秋早、中期的部分墓葬、秦统一后的部分墓葬的绝对年代，尚有一些不同的认识（注：滕铭予：《论关中秦墓中洞室墓的年代》，《华夏考古》1993年2期。）。
    据目前对秦墓的研究，已知蜷屈厉害的屈肢葬、战国中期以后出现的洞室墓以及独具特点的仿铜陶礼器和日用陶器等，是秦墓区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墓葬的典型特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葬式，或认为“跽式葬应是秦国奴隶们的一种固定葬式”（注：韩伟：《试论战国秦的屈肢葬仪渊源及其意义》，《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9年出版。）；或认为“仿象‘鬼之所恶’的‘窋卧’，”以“防止鬼物侵扰”（注：王子今：《秦人屈肢葬仿象“窋卧”说》，《考古》1987年12期。）；或认为“当出于某种灵魂托转的宗教信仰”（注：戴春阳：《秦墓屈肢葬管窥》，《考古》1992年8期。）。 而笔者最近提出正是由于大多数秦墓的葬式为屈肢葬，所以其出现的直肢葬更应具有特殊的意义（注：滕铭予：《论秦墓中的直肢葬及相关问题》，《文物季刊》1997年1期。）。
    秦墓中的洞室墓亦是秦文化研究者们所关注的问题，由于在50年代首次大批量发掘的半坡战国墓地90%以上为洞室墓，所以往往把洞室墓看成是秦墓中特有的墓葬形制，并多认为战国中晚期在关东诸国出现、以及汉代以后流行的洞室墓，均发端于秦（注：叶小燕：《秦墓初探》，《考古》1982年1期。）。 笔者曾作《论关中秦墓中洞室墓的年代》一文，指出秦墓中的洞室墓是在战国中期后段出现的，其在关中地区的流向是由东向西的（注：滕铭予：《论关中秦墓中洞室墓的年代》，《华夏考古》1993年2期。）。
    对关中秦墓中随葬器物的研究，有陈平作《试论关中秦墓青铜容器的分期问题》，将秦墓中的青铜容器分春秋型秦铜容器群和战国型秦铜容器群，前者又分为三期七组，后者又分二期三组，在此基础上概括了各群、期、组的总体面貌与文化特征，以及二群内各期组间的承继关系，为关中秦墓青铜容器的分期与年代提供了可比较的标准（注：陈平：《试论关中秦墓青铜容器的分期问题》，《考古与文物》1984年4期。）。笔者所作《关中秦墓研究》，是从秦墓中出现的独具特点的仿铜陶礼器和日用陶器出发，通过对其形制所做的类型学分析，揭示出秦文化所具有的多元结构，以及秦文化在与外部文化的交往过程中，与之所发生的不同层次的关系（注：滕铭予：《关中秦墓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3期。）。
    赵化成《寻找秦文化渊源的新线索》和笔者《关中秦墓研究》二文中，都提出了依随葬器物种类的有无对秦墓进行分类的思想，并指出墓地中所存在的不同类别的墓，反映出使用墓的人群可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后者还提出根据墓地所含墓葬类别的不同，将墓地分为不同的等级，并进而分析与墓地相关的居址的等级，而不同等级的墓地和居址，在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意义亦不相同。
    （2）大型陵园
    大型陵园是秦国君的聚葬之地。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自襄公“始国”至二世亡秦，享国国君共三十二代，死后葬地有西垂、雍城、毕陌、芷阳和骊山等几大陵园（注：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有关记载。）。目前经过考古工作可确认的有雍城、芷阳和秦始皇骊山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