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源流与结构
    对任何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当已建立起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和年代序列后，研究者的目光往往会指向这一序列的两端，即起源和流向。秦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也不例外，实际上叶小燕在《秦墓初探》中已论及进入西汉初年后，在全国各地所见到的大量带有秦文化因素的墓葬，亦可视为对秦文化流向的讨论。其后又有宋治民《略论四川的秦人墓》（注：宋治民：《略论四川的秦人墓》，《考古与文物》1984年2期。）、 刘曙光《三门峡上村岭秦人墓的研究》（注：刘曙光：《三门峡上村岭秦人墓的研究》，《中原文物》1985年4期。）、 高至喜《论湖南秦墓》（注：高至喜：《论湖南秦墓》，《文博》1990年1期。）、 陈振裕《试论湖北地区秦墓的年代与分期》（注：陈振裕：《试论湖北地区秦墓的年代与分期》，《江汉考古》1991年2期。）等， 亦多涉及到秦文化征服六国后与当地文化的关系，以及秦文化在进入汉代以后的流向。
    早在80年代初期，已有学者开始涉及对秦文化渊源的探索，主要是对春秋战国时期秦墓中出现的屈肢葬、洞室墓和铲脚袋足鬲进行分析，俞伟超先生曾指出这些特点是秦文化的典型因素，都与西北地区的古代文化相近，进而认为秦文化起源于西北地区的西戎文化（注：俞伟超：《古代“西戎”和“羌”、“胡”考古学文化归属问题的探讨》，《青海考古学会会刊》1期，1980年。）； 韩伟则认为这些特点出现在秦墓中是有条件的，并非是秦文化的传统因素，进而否认秦文化起源于西北地区的西戎文化（注：韩伟：《关于秦人族属及文化渊源管见》，《文物》1986年4期。）； 刘庆柱则明确提出秦文化源于甘青地区的辛店文化（注：刘庆柱：《试论秦之渊源》，《人文杂志--先秦史论文集》1982年。）。这几种观点都因缺乏没有年代更早的考古资料而显得说服力不足。80年代中期在甘肃省甘谷县毛家坪遗址发掘了两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址和墓葬，从而为探索秦文化的渊源提供了新线索（注：甘肃省文化工作队、北京大学考古系：《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3期。）。 赵化成在《甘肃东部秦和羌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注：赵化成：《甘肃东部秦和羌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文物出版社，1989年。）和《寻找秦文化渊源的新线索》（注：赵化成：《寻找秦文化渊源的新线索》，《文博》1987年1期。）中， 通过与丰镐地区的西周文化以及春秋战国时期关中地区的秦文化进行比较，对秦文化进行了界定，并在分析其文化因素构成的前提下，讨论秦文化的渊源。在后文中提出“毛家坪西周时期秦文化的构成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墓葬的葬俗，……可能与甘青地区古代文化有关，二是陶器的基本组合与器形与周人有关。”亦表明作者试图用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去追溯秦文化的渊源。
    90年代初期，笔者作《关中秦墓研究》，在对随葬器物进行类型学分析的基础上，讨论其所存在的不同文化因素，以探求秦文化自身的内部结构，虽未直接讨论秦文化的源流问题，但已指出：对随葬器物所作的某些类型学分析，或“暗示出秦文化与周文化有着某种联系”，或“表明秦文化在汉文化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注：滕铭予：《关中秦墓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3期。）。 最近有牛世山作《秦文化渊源与秦人起源探索》，在分析了西周时期秦文化的各文化因素后，提出秦文化起源于先周文化，并为西周文化的一支地方类型（注：牛世山：《秦文化渊源与秦人起源探索》，《考古》1996年3期。）。
    上述讨论，已不再把秦文化作为一个封闭的单线进化结构来对待，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开放的多元谱系结构，并且在对其文化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讨论秦文化的渊源和结构问题，表明秦文化的考古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划分阶段的目的是想籍此使研究者清楚秦文化研究所走过的道路，以及研究目的与研究层次间的关系，各阶段的划分不是绝对的，每一后起阶段都是以前一阶段的工作为基础，正如张忠培先生所说：“学科的历史，如同不断的河流，存在着沉淀和扬弃，在它向前涌淌，提出新课题并著力研究的时候，是以前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为基石，又要回头观察前段应解决而未曾研究的问题，甚至还得重新检讨以往看来似已解决的问题。”（注：张忠培：《中国考古学史的几点认识》，《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二
    综上文所述，秦文化的考古学发现与研究在60余年的历程中，是以城址和墓葬为中心进行的，因此到目前为止的对秦文化的较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也多以城址和墓葬为中心而展开。下文将对秦文化城址和墓葬的研究现状进行论述（注：在秦简、货币、长城、金属工业等方面，亦有学者进行过较深入的整理和研究，由于各自都具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因而上述各研究都已成为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
    1.城址与建筑
    据文献记载，秦自“邑秦”之后，曾屡迁其都，有“襄公二年，徙都汧”（注：《史记·秦本纪》襄公二年下张守节《正义》注：“《帝王世纪》云秦襄公二年徙都汧”。）、文公“四年，至汧渭之会，……即营邑之”、“宁公（宪公）二年，公徙居平阳”、“德公元年，……卜居雍”、“献公二年，城栎阳”、“孝公十二年，作为咸阳”（注：《史记·秦本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等。目前经过田野考古工作并已确认的秦都城遗址有雍城、栎阳和咸阳故城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