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周代行礼迎送宾客乐有“九夏”之名，《周礼·钟师》：“凡乐事，以钟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纳夏、章夏、齐夏、族夏、诫夏、骜夏。”《大司乐》只见三夏：肆夏、陔夏、骜夏。《仪礼·燕礼记》迎宾奏肆夏，送宾奏陔夏，《大射》公入门奏骜夏。今传礼书多缺天子、诸侯之礼，其余或失传。所谓“九夏”皆金石之乐，金奏迎宾之后是升歌，天子用颂，诸侯用大雅，诸侯燕大臣用小雅，最后合乐用《周南》、《召南》④，这些都可与传记相印证，如《左传》襄公四年说鲁叔孙豹聘晋，“晋侯享(飨)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鸣》之三，三拜。”晋人问故，对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与闻；《文王》，两君相见之乐也，臣不敢及；《鹿鸣》，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劳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必咨于周……敢不重拜？”春秋时列国诸侯普遍僭用天子之乐，所以对《肆夏》、《文王》这些非分的大乐叔孙不敢还礼。然而无论怎样僭越，均不出三夏雅颂的系统。今观《穆传》天子凡八奏“广乐”，什么叫“广乐”？顾实先生说是广备六代之乐⑤，即黄帝之“咸池”、尧之“大章”、舜之“大韶”、禹之“大夏”、汤之“大濩”、武王、周公之“大武”。这大概是望文生义之说，因为《史记·赵世家》说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事，醒来说他到了上帝之所，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广乐明明是天上神仙之乐，且“不类三代”，怎么能说广用六代之乐呢？《山海经·海内经》有地名“都广之野”，是天下之中，《庄子·大宗师》说西王母得道，“坐乎少广”，都广、少广犹言大广、小广，都是战国方士设计的神仙出没之所，因而“广乐”便是都广、少广之乐，西周时的穆王何以舍华夏之正声而奏起神仙之乐？
    (4)西周时天子赏赐诸侯最贵重的礼物有旗帜车马，如《诗·大雅·韩奕》：“王锡韩侯，淑旂绥章”，《小臣宅簋》伯懋父赐小臣宅“金车马两”；车旗之次是衣服，《诗·小雅·采菽》：“君子来朝，何赐予之？虽无予之，路车乘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吴方彝盖》王赐吴“玄衮衣，赤黼”；衣服之次有秬鬯，《礼记·王制》说天子“赐圭瓒然后为鬯，未赐圭瓒则资鬯于天子”，《诗·大雅·江汉》“厘(赉)尔圭瓒，秬鬯一卣”；秬鬯之次有斧钺弓矢，《礼记·王制》：“诸侯赐弓矢然后征，赐斧钺然后杀”，《尚书·文侯之命》王赐文侯“彤弓一，彤矢百，卢弓一，卢矢百”；斧钺弓矢之次有音乐，《左传》定公四年述周初分器，分卫有“大吕”，分唐有“姑洗”、“密须之鼓”；从金文中看，周代赏赐最多的是金、玉、贝以及宗庙彝器，事例太多，不可备述。《穆传》关于天子西行赏赐小邦之君的记载约15条，所赐与上述物件颇为不类，摘录代表性条文如下：
    卷二：天子乃□(赐)□吾之人……黄金之环三五，朱带贝饰三十，工布之四……
    卷二：天子乃赐赤乌之人□其墨乘四，黄金四十镒，贝带五十，朱三百裹……
    卷三：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组三百纯。
    卷四：天子嘉之(指河伯之孙)，赐以佩玉一双。
    我们从金文中看到的“金”以“爰”为单位，实际是铜，而玉称“瑴”；《穆传》之“金”是货真价实的黄金，以“镒”为单位，而玉称“双”。战国文献黄金论镒、论金(斤)，玉论双，锦绣论纯成为时代的特征，仅《战国策》这类例子即得40余条，略举数例：
    《秦策一》：(苏秦)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当秦之隆，黄金万溢(镒)为用。
    《赵策二》：赵王乃封苏秦为武安君，饰车百乘，黄金千镒，白璧百双，锦绣千纯……
    《墨子·耕柱》：毋几何，而遗十金于子墨子。
    《管子·轻重甲》：伊尹以薄之游女二，文绣纂组一纯，得粟百钟于桀之国。
    20世纪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周穆王时代还是中国货币史上铜、贝并用的时代，到战国黄金货币才流行起来，因而《穆传》中动辄以黄金赐人暗示了它的作者是战国之人。此外周人衣服有二带：大带、革带。大带用来结束衣裳，革带用来悬挂物件，未见贝带，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才有贝带之制，《战国策·赵二》说武灵王赐“周绍胡服衣冠，贝带、黄金师比”，《淮南子·主术》也说“赵武灵王贝带、鵕鸃而朝，赵国化之。”把赵武灵王赐胡服的故事移植在周穆王身上是滑稽可笑的。
    (5)《穆传》卷一说王欲祭河，“天子大服冕袆、祓带、搢笏、夹佩，南面立于寒下。”这是一件令人发噱的事情。在周代袆(一作翚)衣是王后之服，《周礼·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袆衣、揄狄、阙狄、鞠衣、展衣、褖衣、素沙。”礼家说，以周公之劳，鲁人祭周公可用王礼，故《礼记·明堂位》说鲁国宗庙之祭“君卷(衮)冕立于阼，夫人副袆立于房中”，《穆传》竟让天子着妇人之服去祭河神，岂非渎神之甚者！故郭璞注曰：“冕冠袆衣，盖王后之上服，今帝服之，所未详。”
    (6)《穆传》还有一件更加荒唐却被今人认为是得到地下文献证明的事情，天子祀于河，河宗伯夭谓穆王曰：“穆满，女(汝)当永致用时事。”这里涉及到谥法的起源问题。《逸周书·谥法解》说：“维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攻于牧野之中，终葬，乃制谥法。”然而20世纪的金文研究却改变了两千年的旧说，王国维先生在《遹敦跋》一文中说：“周初诸王若文、武、成、康、昭、穆皆号而非谥也。殷人卜辞有文祖丁、武祖乙、康祖丁，周书亦称天乙为成汤，则文、武、成、康之为美名古矣；《诗》称‘率见昭考，率时穆考’，《书》称‘乃穆考文王’，彝铭有周康邵宫、周康穆宫，则昭、穆之为美称亦古矣。此美名者，死称之，生亦称之……然则谥法之作，其在宗周共、懿诸王以后乎？”⑥ 此后郭沫若先生《金文丛考·谥法之起源》、唐兰先生《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皆从其说。“王号生称说”虽然是得自青铜器铭文研究而且出于名家笔下，却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我曾于另文作过详细的论证⑦，今述其要。第一，这个颠覆传统的结论是在青铜器断代尚无定论的前提下作出的，它混淆了美称、谥号、昭穆的关系，卜辞的文祖丁、武祖乙是美称，美称是一味的歌颂，而谥号却有褒有贬，例如“纣”是周人送给帝辛的恶谥，并非生称。谥法与昭穆是两种功用不同的制度，不可因字面偶同而混淆无别，“率见昭考，率时穆考”讲得是昭穆之制而非称号；第二，有相当数量的青铜器铭文是铭文所述当事人死后追书的，所以即使在一篇金文中，帝王的生称和死谥也是划然有别的，如《周公方鼎》“周公作文王尊彝”，文王无疑死了，故用谥号，周公还活着，故不称“周文公”。1976年出土的《墙盘》历述先王称文、武、成、康、昭、穆，讲到生王就称“天子”；第三，《左传》定公四年追述晋文公践土之盟，载书书诸侯之名云“晋重、鲁申、卫武、蔡甲午、郑捷、宋王臣、莒期”，他们的名字是氏后加私名，无将称号加于私名之上者，所以，《穆传》大言“穆满”必是后世无知者的杜撰，而非王号生称的“铁证”。
    (7)《穆传》卷五：“是日也天子与井(邢)公博，三日而决”，又曰：“戊寅，天子西升于阳□，过于灵□，井公博”。春秋以前载在礼典的游戏是投壶，今两戴记均收《投壶》残篇。从文献上看春秋末才出现博弈，如《论语·阳货》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己。”《左传》是春秋时代的历史实录，全书无一言及于博弈。到战国文献中，博弈的记载就很频繁了，略举二例，《战国策·魏三》：“王独不见夫博者之用枭邪？欲食则食，欲握则握。今君劫于群臣而许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枭也？”《孟子·离娄》：“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说明博弈是不务正业者的勾当，非君子之事，故在礼乐道德全盛的西周时代让周穆王去留恋于战国士庶人的六博，恐怕西周人是难以想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