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周初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周公稳定和巩固周王朝的卓著功绩可谓彪炳史册。周公被后世尊为圣人，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由于记录周初历史的材料很少，后人对这些有限的材料又理解不一，使得周公事迹显得模糊不清。在不少现代人那里，周公这位伟大的圣贤居然还是一位比较陌生的人物，即使在专门的研究者中，有关周公的事迹也存有很多不同看法。
    我们认真观察，即使有限的周公研究成果，也都集中在成王即位、周公摄政时期，这当然主要是因为有《尚书》中的周初诰辞作为依据，而对武王克商以前的周公事迹几乎没有人加以研究。其实，灭商之前，周公已经在辅佐武王，在准备灭商的特殊重要历史时期，做了大量工作，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认为，全面理解周公事迹，正确认识有关的殷末周初史实，认真检讨《逸周书》中有关周公事迹的记载，十分必要。以前，笔者曾经专门就《逸周书》中有关周公的篇章进行议论，[1]在此基础上，本文专就《逸周书》所载灭商以前的周公事迹进行研究，不周之处，敬请教正！
    一、关于《逸周书》的记载
    在关于周公事迹的记载中，最原始、最可靠的要数《尚书》和《逸周书》两部典籍。《尚书》中的《周书》部分有12篇与周公有直接关系，尽管现存的《逸周书》有的仅存篇目，但也有21篇出现了周公的名字。由于种种原因，《逸周书》的记载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其中关于周公的材料自然也没能得到很好利用。
    《逸周书》与《尚书》本来是同一类的著作，人们起初并没有把两者分开。《逸周书》本来的名字叫做《周书》，其材料系孔子删订《尚书》之余的“周史记”。书中所记载的史事，上自商朝末年的周文王、武王时期，下到春秋中期的周灵王、景王时期，内容十分丰富。从《左传》、《战国策》等早期的典籍看，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们已经常常征引现存《逸周书》中的一些篇章，而且，往往称作引自《书》或者《周书》，与后来被称作《尚书》的各篇没有什么区别。《汉书·艺文志》中著录这部书，其题目就是《周书》，被列于《六艺略》的《尚书》各家之后，本来与《尚书》具有同等的地位。
    可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渐渐忽略《逸周书》的价值，其地位慢慢降低。目录学家虽有人把它列入“书”类，但更多的则列之于史类。《隋书·经籍志》开始把它列在“杂史”之首；清代修《四库全书》，则把它收入到“史部”的“别史类”中。这样的分类事关重大，因为在古代人们重视经书，这样，《逸周书》便与在经部的《尚书》形成了巨大差别。
    《逸周书》问世以后，也有人对此书有所留意，但多数是进行文字的校勘，很少人能对此书做综合研究。徐珩为《周书解义》作跋，称《逸周书》“千百年来未有专家”，基本上符合实际。自清人朱右曾作《逸周书集训校释》以来，《逸周书》已经引起了不少学者的重视，现在也有学者倾力加以研究，但与此书的重要性相比，它还应该受到更多的研究和关注。
    《逸周书》中大量的内容属于文、武、周公之政，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们，尤其是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也都十分推崇“文武之政”。儒家四书之一的《中庸》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道出了尧、舜、禹、汤以及文、武、周公对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影响。在孔子那里，尧、舜、文、武是圣王名君，他特别向往周代的礼乐制度，所以他对于文、武、周公更是十分推崇，孔子的弟子子贡便说孔子学修“文武之道”。
    文王是周政最主要的创始人，周公也动辄引述文王的言语，对于文王，孔子自然情有独钟。即使在周游列国途中被围于匡时，孔子还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由此可知，孔子是以文王之道的担当者自期的，或者可以说他自认是文王之道的传人。《中庸》又记孔子之言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方”指方版，“策”即册，指竹简，“方策”泛指典籍。这句话是说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政治都明白地记述在方版和竹简的典籍上。
    《逸周书》乃是后人根据古代“方策”写定的，只是其中个别的言语可能由写定者改用了当时通用的词语，基本内涵却不会发生大的改变。长期以来，由于疑古思潮的巨大冲击，不少本来已经比较清楚的历史问题反而模糊起来，许多历史文献得不到正确认识。与疑古思潮的消极影响密切相关，学界对不少上古文献的成书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如《周礼》、《六韬》、《古文尚书》等，这就影响到了人们对《逸周书》年代问题的看法。
    值得庆幸的是，随着学术事业的进步，人们正在不断超越疑古思潮的束缚，逐步走出迷茫，对中国的上古文明进行新的估价，对于《周礼》、《六韬》、《古文尚书》等书的认识也会逐渐接近历史的真实。例如《周礼》一书，旧说为周公所作，现在相信此说的人很少。不过，由于文物考古资料的日渐丰富及学术研究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此书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人们认识到该书的记述都有历史的根据，并非像有人所说的是出于后来“大国主义”者的设计。有的研究者认定《周礼》“只能出于一人之手”，[2]231-233如果是这样，这位作《周礼》的人是否周公，笔者以为很值得认真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