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的进步自然也有利于对《逸周书》本来面目的探讨。例如，人们怀疑《逸周书》的一些篇章时代较晚，往往主要是认为“文字不古”，似有后代词语。如《逸周书》的《柔武》中有“德”、“义”、“信”等；《小开武》中有“五行”说；《宝典》中则有“信”、“义”、“仁”等。其实，仁、义、圣、智、德、信、孝、慈等等概念西周时期已普遍运用，《周礼》中这样的词语就有不少，如西周的师儒与教化便对此涉及很多，地官之“大司徒”职中的所谓“十二教”，“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的“六德”、“六行”、“六艺”，国子教育中的“师氏”、“保氏”所掌等等，都是道德教育与礼仪教育相结合的，其中就出现了不少“仁”、“义”之类的概念，这正是后世儒家思想的渊源所在。看来，以所谓的“文字不古”而确定《逸周书》各篇的写定时间尚须慎重。
    《小开武》中出现的“五行”与前述情况相类似。该篇的文字中提到文王时“循用五行”，后文具体地说到：“五行：一黑，位水；二赤，位火；三苍，位木；四白，位金；五黄，位土。”前人以为五行为战国时代的产物，是阴阳家出现以后的事情，学者已经指出这种看法不可信据，因为《国语·郑语》载厉王时的周太史史伯之言就说：“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可见五行为西周时已有。另外，《小开武》所言五行之顺序与《尚书·洪范》同，而与战国时有别，说明《小开武》非战国时文，应与《洪范》时代基本相同。但是，后人论《洪范》，多以其为春秋中期的作品，因而《小开武》的时代亦被后置。
    其实，《洪范》写定很早，著名学者金景芳先生说，“它为西周的作品是不容怀疑的”，李学勤先生也说：“《洪范》一篇成于西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从《书序》、《尚书大传》、《史记》以至现代不少学者如王国维等，都认为《洪范》所载是周武王时实有之事。从史籍的引用看，春秋战国时人已经把《洪范》奉为经典，援引其中带有原理性质的文句，加以推阐引申，儒、墨、法等家概莫能外；又如《诗·小旻》中的语句也与《洪范》“五事”节的句子有显著关联，这都是《洪范》成于西周的重要证据。李学勤先生还说：“很多人觉得《洪范》晚出，是由于篇中首列五行，而近人的一项成见，是以为五行的出现很迟。这种论证的方式，在逻辑上是颠倒的。”[3]310-317实际上，人们论说《逸周书》各篇的时代，也往往陷于这样的错误。
    读《逸周书》，很容易得到的印象是其“驳杂”，因为其书已佚不全，不仅各篇文气不类，纪年方式不一，属辞成章体制有别，而且有的完整，有的残缺；有的有注，有的无注。正因如此，后人对《逸周书》的性质有种种推测。其实，这正昭示了《逸周书》的古朴可信。例如，关于文王去世后武王时期的纪年，有学者已经指出：“武王没有改元，继续以文王受命称王之年为元年，文王称王七年而死，武王仍以即位后的一年称为八年。”[4]85在《逸周书》中，文章的纪年方式有的是“维……祀”，有的则是“维王……祀”，其实前者是文王受命之年，后者一般是指具体的周王，有的是武王，有的是成王。
    实际上，确实有不少学者看到了《逸周书》的重要价值，如姜士昌《逸周书序》说“其文辞湛深质古，出左氏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究厥本始，终为三代之遗文”；谢庸《周书序》说“其宏深奥衍，包孕精微，断非秦汉人所能仿佛”；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说“虽未必果出文、武、周、召之手，要非战国秦汉人所能伪托”。这些观点都程度不同地接近了此书成书的真相。清代大学者孙诒让精研周代典籍，他在《周书斠补叙》中说此书“古事古义多足资考证，信先秦雅记壁经之别枝也”，他认为《逸周书》一定早于《左传》以及战国诸子，为早期篇帙的遗留，足应视为瑰宝。
    二、灭商之前周公的事迹与思想
    《逸周书》中大量记载的关于周公的事迹，其实也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其他文献可以佐证。从《逸周书》的记载看，武王在文王去世后即位，他凡事都与周公商量，共同谋划，对武王来说，周公既是亲密无间的弟弟，更是最可信赖的辅相。司马迁的记载正是如此，《史记·鲁周公世家》说：“及武王即位，且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
    周文王时，周人已经开始了与商王朝的周旋与斗争。当初，文王取得了商纣王的信任，殷王赐命姬昌弓矢、斧钺，可以有征伐之权。这一年（公元前1057年），有虞、芮之人争讼，来见文王。至其境内后，见其民风敦厚，互让互谅，皆觉惭愧而回。大概就是这一年，姬昌称王，后来被谥为文王。文王受命七年驾崩，武王即位，武王仍然以太公望为国师，以周公且为辅相。太公、周公是武王最为得力的助手。周公是武王的同胞弟弟，这一点与太公不同，因此，无论军国大事，还是其他的疑难小事，武王总是与周公商讨。从《逸周书》的记载看，武王、周公议论的中心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谋划倾商过程中的问题
    文王时期，商王朝的各种矛盾已经突出地表现出来，内部可谓危机四伏。为了成就灭商的大业，文王时期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方面，他们顺应商王，就像《逸周书》的《程典》篇中所说“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以西方诸侯之伯的身份服从商朝的统治；另一方面，他们继续发展自身的实力，继续修德行善，取得更多的信任与支持。
    自取得商纣王的信任而受命以后，文王已经悄悄进行着灭商的各种准备。在文王的基础上，武王要继续隐忍待时，蓄积力量，继续修复与商纣王的君臣关系，而在维护这种关系的同时，他们还要加紧进行克殷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