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照单个的人物分析，无论是现存的《尚书》还是《逸周书》，其中有关周公记载的篇章都是最多。有学者注意到《逸周书》中的这一现象，认为是“编者有意突出周公”①。其实，我们认为，这些情况可能是古“书”真实情况的反映，未必是编者有意为之。
    周公历文王、武王、成王三世，不仅经历了殷周王朝的更迭，还经历了三监之乱以及东征平叛；不仅稳定了摇摇欲坠的周朝江山，还分封诸侯、迁都制礼，奠定了周朝礼乐文明的基础，巩固了周朝的统治。《尚书》与《逸周书》中的记载，正是周公德业实际的反映。
    事实上，无论《尚书》还是《逸周书》，在有目无文的篇章中，与周公有关，或者出于周公之手者还有不少。相比之下，与灭商以前周公事迹有直接关系的篇章，其数量所占比例并不大。周公处在周朝建立和巩固的关键时期，周人感念祖先，自然首先念及周朝江山的奠定人文王、武王和周公。与文王、武王相比，周公的地位同等重要，既然周公在世日久，又功德卓著，那么，周人编订周朝历史文献，周公的地位就不可能不显得十分突出。
    将《尚书》与《逸周书》比较，可以看出《尚书》中的《周书》部分没有克商之前周人谋划对付商王朝的文献，这与孔子选编《尚书》的原则有关。孔子之于《尚书》，看重的是其教化功能，此即孔子的“《书》教”。《孔子家语·问玉》与《礼记·经解》都记有这样的话：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疏通知远，《书》教也。”
    孔子所说的“疏通知远”就是通达政事，了解历史，他认为这是《书》教的结果。从孔子对《尚书》的有关评论中，我们可以窥得他整编时选材的倾向。《孔丛子·论书》篇记曰：
    子张问曰：“圣人受命必受诸天，而《书》云：‘受终于文祖。’何也？”孔子曰：“受命于天者，汤、武是也；受命于人者，舜、禹是也。夫不读《诗》、《书》、《易》、《春秋》，则不知圣人之心，又无以别尧、舜之禅，汤、武之伐也。”
    子夏问《书》大义。子曰：“吾于帝典，见尧、舜之圣焉：于《大禹》、《皋陶谟》、《益稷》，见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勋焉；于《洛诰》见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观美，《大禹谟》、《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益稷》可以观政，《洪范》可以观度，《秦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诫，通斯亡者，则书之大义举矣。”
    不难看出，孔于注重的是书的教化作用。在孔子所选《尚书》之《周书》部分中，于《洛诰》见周公之德，《五诰》可以观仁，其他各篇，其着眼点也分别在“圣”、“忠勤功勋”、以及“美”、“政”、“度”、“义”之类。在孔子的思想中，对于“阴谋”、“攻伐”之类显然是排斥的。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注重德政，反对刑杀，因此，灭商之前周人谋划商朝的篇章自然不会在其选编之列。
    孔子以后的儒家也是这样，他们继孔子之后，大力宣传孔子的教化主张，他们在修习《尚书》的过程中，也对孔子选编的百篇《尚书》继续进行筛选淘汰。我们看现存的《尚书》各篇，绝大多数篇章都与儒家道统中的圣王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有关，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西汉时期，百篇《尚书》仅存28篇，而且又都与《孔丛子·论书》中所记孔子所说到的各篇相应，这也同样不是偶然的。
    然而，商、周王朝的鼎革，显然是与谋划、战争、攻伐、刑杀相伴随的，《逸周书》中有《世俘》篇，有《克殷》篇，这些都不见于今存《尚书》，而《逸周书》中却保存了这些篇章，这是由《逸周书》的性质所决定的。孔子与早期儒家以《尚书》为教化典籍，而我们研究商周之际的历史，则不能舍弃《逸周书》，应当将《尚书》与《逸周书》合观，应当将两部著作等量齐观。
    （三）周公思想的整体性与阶段性
    周公处在殷末周初的风云际会中，如果细分，他经历了武王时期（或者还可分成克商以前、克商以后）、摄政时期、还政以后等历史阶段，似乎周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思想表现。其实，这关系到对当时历史发展阶段的基本估价问题。
    如前所说，由于疑古思潮的影响，人们对《逸周书》的“文辞不古”十分强调，其实，这些都是后人整理过程中造成的，或者说带有了后人改变的痕迹，但这不是说这样的改编失却了《逸周书》的原意。正像许许多多后人对这类古籍的改编一样，文章的本来意义并没有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