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关心自然时势相比，周公似乎更看重人为的方面，即注重社会的因素，周公“明德”、“敬德”的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阐发出来的。
    周人取代殷商为天命所定，周人敬尊天命，更需要顺从天命。而顺从天命，最重要的是做好现实的事情。比如，周公认为，周人已经具备的优势不应再失去，而不具备的优势应当加以扩大，取得诸侯人心就是如此。为此，周人应当修德，不可安逸；应当亲近同姓，和睦姻亲，任用人才，哀恤辛劳；应当使民以时，协和民众，纯德正民，百姓富足，使人民礼让、和谐、遵法、顺从。
    武王与周公还说到修养自身、选择人才、完善计谋、谨慎言语的问题，而以修养自身为先。在修身方面，周公提到“四位”、“九德”之说。所谓“四位”，即定、正、静、敬。《宝典》篇记曰：
    敬位丕哉！静乃时非，正位不废，定得安宅。
    在四者之中，“敬”最为重要，依次是“静”、“正”、“定”。说到这里，会自然联想到《中庸》、《大学》中的有关论述。《中庸》讲“诚”，讲“诚敬”，《大学》中则说：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
    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大学》强调追求至善境界，认为人的修养应当明确努力的目标，明确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明确了这一点，就会志有定向，心不妄动，所处而安，从而处事精详，得其所止。周公所说的“定得安宅”其实就是《大学》中的“得”，即得其所止。很显然，周公的思想主张是深刻的，以至于儒家的经典中都有与之相近的表述。《中庸》所讲的“诚”，或者“诚敬”，《大学》里讲正心、诚意、致知、格物，讲内在心性的修养功夫。这些都是为了修身，都是为了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这里的“四位”与“九德”是相互联系的，也就像《大学》里的正心、诚意、致知、格物与修身的关系。周公所说的“九德”，包括孝、悌、慈惠、忠恕、中正、恭逊、宽弘、温直、兼武（明刑）。这些概念，都为后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积极倡导。《论语》中还记有孔子的话说：“甚矣吾衰也，久矣我不复梦见周公。”孔子不能梦见周公，就认为自己已经衰老，在这里可以得到理解。
    武王、周公还讲到“信”。信，即诚信，即诚实无欺，它也是一个道德概念。《宝典》中说道：
    言有三信。信以生宝，宝以贵物，物周为器。
    言语诚信可以视为国家的宝物，所谓宝物乃是由于物品的可贵，而物品是可以被广泛使用的。治理国家的人，最重要的是要以“信”为“器”。为政治国的人，一定要以诚信行事，养生殖财就像春生夏长那样公正无私，百姓就不会迷惑；赏善罚恶就像秋落冬杀那样有一定之规，政教才能通行；尽人之性以尽物性，了解人与物的情性，使人与物各得其所，这样人们都能感君之德。
    三、对灭商之前周公记载的认识
    毫无疑问，在灭商之前，周公辅佐武王，为了完成克商大业，已经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对《逸周书》的记载心存疑虑，人们叙述周公德业，很少论及灭商之前周公的事迹与思想。我们翻看现有的一些西周史著，其中论述周公事迹者很少，对《逸周书》中所记载的周公事迹与思想甚至很少提及，这对于全面了解周公，全面认识与他相关的历史问题十分不利，更与周公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符。其实，只要正确了解有关问题，认真分析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还是可以得出正确认识的。
    （一）周公与“文、武之政”
    对殷末周初的历史，由于时隔久远，我们已经了解相对较少，因而，对于那时的许多历史问题，言人人殊、莫衷一是的情况十分突出。然而，学术界已经公认，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十分悠久，史官纪事制度也由来已久。夏商周三代时期，每个王朝都有一些历史记录流传下来，到了周代，人们的历史意识增强，从而对这些文献加以整理，于是便有了大量的“书”在周王朝和诸侯国中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