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学术界对《逸周书》的看法有不少偏颇，严重影响了对此书的利用。值得注意的是，1987年湖南慈利县出土了战国时期的楚简，其中就有《逸周书·大武》的两种写本，一种字体方正，类似楷书，一种则结构随意，略显潦草。据介绍，简本和今本《大武》有一定的差异，如《四库备要》本《逸周书·大武》开篇作“武有六制：政、攻、侵、伐、搏、战”，《北堂书钞》引《大武》则是“武有七制：一曰征、二曰攻、三曰侵、四曰伐、五曰阵、六曰战、七曰斗”，而简本则作“武有七制：征、攻、侵、伐、搏、战、斗”。将三者比较，不难看出，这样的差异都是流传过程中造成的，它与后世人为的作伪完全是不同的概念。慈利竹简中《逸周书·大武》篇的发现证明《逸周书》早已流传于世，这应该可以引起人们对《逸周书》成书与史料价值问题的深刻反思。
    据介绍，与《逸周书·大武》篇同出一墓的慈利楚简中，同时还发现了目前所见最早的《国语》抄本；又有《宁越子》一书。②《国语》与《左传》同类；而据《汉书·艺文志》，《宁越子》属于儒家，此书《隋书·经籍志》已经失载。由此我们想到，战国时期，《逸周书》的一些篇章已经备受重视，它同其他的一些儒家文献一样，已经流传到南方的楚地，甚至受到珍视，以至于被人作为死后的随葬品。
    孔子以及早期的儒家“法先王”，他们重视古代圣王的政治，慈利古墓同出的古籍再一次以实物印证了这一点。从前，《逸周书》的《大武》篇被视作“兵家的话”，被认为“近于诸子”，[8]440显然不确。
    既然《逸周书》的记载不是后出，那么，我们就应该给书中记载的文、武、周公的事迹与思想以足够的重视。大量的出土文物说明儒家的不少思想概念都有较早的渊源，这些思想都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对于商周之际的文化上的发展，以前有“剧变”说和“微殊”说的差异，其实，孔子所说的三代之礼的“损益”关系可以最恰当地表述商周文化的关系。周公的思想也是如此，他那个时期，并不是中国文明形成的初期，那时历史的巨大变动当然会给周公的思想带来巨大触动，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周公的思想主张也会有重大变化。
    我们认为，周公继承了夏商时期的文化，《尚书·金縢》篇所记他自称“多材多艺”，《逸周书·度邑》所记武王称他“大有知（智）”，说明周公了解掌故，勤于学习，在当时的人们中十分突出。因此，他对事物的发展变化往往有准确的判断，他也因此受到武王的信赖。这些都说明周公在武王时期已经具备了一位政治家、思想家的素养，《逸周书》有关篇章中所记述的周公事迹与思想自然也不会是后人凭空捏造，也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注释：
    ①如黄怀信说：“本书不唯于克殷以后之篇多言周公业绩与建树，于灭殷及灭殷之前，亦多有周公之谋”，“可见其书编者是有意突出周公”，见其《〈逸周书〉源流考辨》，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日本学者谷中信一则说：“该书中周公旦的名字屡屡出现”，“周公旦的名字与文王、武王、成王相比，则出现得更频繁，而成为本书的主要人物之一”，见其《〈逸周书〉中的周公旦》，载黄留珠主编：《西北大学史学丛刊》(4)，《周秦汉唐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三秦出版社，2001年。
    ②关于慈利楚简的发掘简报，已经分别发表在《文物》1990年6期和《考古学报》1995年2期。
    原文参考文献：
    [1] 杨朝明.《逸周书》有关周公诸篇刍议[C]／／周公事迹研究·附篇六.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
    [2] 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3] 李学勤.失落的文明[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4] 杨宽.西周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5] 蒋善国.尚书综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6] 杨朝明，周训.儒家人性学说的重要来源--从《逸周书·度训》等篇到郭店楚简《性自命出》[C]／／儒家文献与早期儒学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2.
    [7] 杨朝明.周先王继承制度研究[J].文史哲，1999,(5).
    [8] 杨朝明，蒋善国.尚书综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