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柔武》篇记，武王正式即位之年（公元前1050年），武王召见周公，武王说起了文王时期政治成功的原因：
    维在文考之绪功，维周禁五戎。五戎不禁，厥民乃淫。一曰土观幸时，政匮不疑；二曰狱雠刑蔽，奸吏济贷；三曰声乐□□，饰女灭德；四曰维势是辅，维祷是怙；五曰盘游安居，枝叶维落。五者不距，自生戎旅。
    故必以德为本，以义为术，以信为动，以成为心，以决为计，以节为胜。务在审时，纪纲为序，和均□里，以匡辛苦。见寇□戚，靡适无□。胜国若化，不动金鼓，善战不斗，故曰柔武。四方无拂，奄有天下。
    他们认为，不能不耕而望获，以免赋税匮乏；不能收受贿赂，使仇人系狱，疲敝受刑；不能纵情歌舞，贪恋女色，以免劳损心志，毁灭身性；不能依靠权势，依赖祈祷，凭借祭祀；不能游手好闲，安居无事，失去辅佐。如果不禁绝这些，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就会生出军旅之祸。所以，必须以道德为根本，以礼义为办法，以诚信为行为方式，以诚实为计策，以决断为谋虑，以节度为取胜之道。这样，防患于未然，不需要动用军队，战士虽然善战，却不需要战斗，这叫做“柔武”。这样消弭四方的反抗，便能够保有天下。
    对于文王的德业，周公十分明晰。据《大开武》篇记，当武王与之谈起如何进行灭商的准备时，周公说：
    维文考恪勤战战，何敬，何好，何恶。时不敬，殆哉！
    周公也提到要想着其先父文王勤敬谨慎的样子，要像他那样，知道敬重什么，喜好什么，憎恶什么。周公认为，如果不重视这些，就会遇到危险。
    周公显然也从文王那里学到了很多的见识。据《小开武》篇记，武王向周公询问灭商的最好的办法，周公又想到其父“文考”。他于是讲出了一番大道理：
    在我文考，顺明三极，躬是四察，循用五行，戒视七顺，顺道九纪。三极既明，五行乃常；四察既是，七顺乃辨；明势天道，九纪咸当。顺德以谋，罔惟不行。
    三极讲的是天极九星、地极九州、人极四佐（四佐，即天子的前疑、后丞、右辅、左弼）；四察讲的是耳、目、口、心所察的颜色、声音、言语、意念；五行是水、火、木、金、土；七顺是指顺天得时，顺地得助，顺民得和，顺财利足，顺得助明，顺仁无失，顺道有功。九纪是指辰以纪日，宿以纪月，日以纪德，月以纪刑，春以纪生，夏以纪长，秋以纪杀，冬以纪藏，岁以纪终。周公所讲，包含了天时、地利、人和等方面，他希望武王修德待时，把握时机，静观时变，遵从事物发展规律，综合各方面因素，对形势客观预测、判断。
    （三）周公早期的思想主张
    在武王与周公的谈论中，集中体现了周公的天命观以及政治主张。周人“受命”，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接受了天命，即天命已经转移到了周人这里。从周文王时期开始，周人已经认为殷商已丧失天命，尤其商纣王的残暴肆虐，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即人人都希望殷商灭亡，认为商纣可伐。
    周公看清楚了历史大势的发展变化，当武王担心形势会出现逆转的时候，他便以自己对于历史大势的认识加以劝导，安慰武王。周公多次说到“天命”、“天道”，他希望武王的行为要“顺天”、“敬命”。周公认为，周人代商，使周人在殷周之际的变化中生存和发展，是天命所决定的。他们所应当做的，是敬尊天命。当武王被殷商惊吓，从恶梦中醒来时，周公同样劝导武王要敬尊天命，奉顺天命，借鉴历史经验，遵循古道行事。
    《逸周书》中有《小明武》篇，其中讲攻人之道说：“凡攻之道，必得地势，以顺天时。”文王时期就十分注意循时而动，武王与周公论及文王之政时还谈到关于“务在审时”的话题。周公也常常说到“时”、“势”等的概念，这其实也是周公天命观的体现。《小开武》篇记周公讲“顺天得时”，又讲“时候天视可监”，是说应当顺势发展，遵从上天的昭示。他反对不顺应时势的做法，反对逆“时”而动，《大开武》篇记周公之言，认为“动不时，民不保”。在武王、周公看来，应当“明势”，应当“应时作谋”，正确估价形势，按照时势行事，主张“时不失”，即及时预见吉凶，以便抓住时机，不轻易丧失机遇。当商纣王成其罪孽时，周公说：“时至矣！”主张立即行动起来。
    周公所讲的“天时”、“天视”，都是在全面分析天下各种因素之后得出的判断，与他的所谓“势”相联系。这里的“势”，则是明察天、地、人，顺应社会人心与日月四时等自然规律的综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