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有一句话很值得注意，这句话见于《礼记·中庸》，即“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同样的记载也见于《孔子家语·哀公问政》篇，这一句话的可靠性毋庸置疑。鲁国的国君向孔子问政，孔子首先想到“文武之政”。这里有两点可以肯定，其一，孔子对周文王、武王时期的政治不仅推崇，而且熟悉；其二，孔子之时，有关周文王、武王时期的历史记载一定还都存在。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为了发挥“书”的教化作用，并用以教育弟子，他曾对大量古代史官所记录的“书”加以整理，他自己一定拥有或者看到大量的有关记载。如果《逸周书》真的像前代学者所说的那样“断非秦汉人所能仿佛”、“非战国秦汉人所能伪托”，那么，其中的记载可能的确曾为孔子所能得见。
    周文王在位时间很长，他经历了殷末复杂的历史变故，他应该是一位非常高明、非常出色的政治家，否则，在商朝的统治下，周人发展成那样拥有民心、得到诸侯拥戴的邦族，是难以想像的。《逸周书》中有《度训》、《命训》、《常训》等篇，这应该就是后人常常言及的周先王的训典，即史书中所说的“训语”、“遗训”等等。各篇言为政牧民之道，而且从天道、民性问题谈起，内容丰富，“理极精深”。[5]440周训既为先王遗训，自然会支配到周人的政治思维，理应也影响到儒家的学说。[6]《逸周书》中的其他相关篇章如《文酌》、《大匡》、《程典》、《文儆》、《文传》等篇章都可以作为印证。
    文王死后，武王、周公动辄称及“文考”之言，甚至武王死后，周公辅佐成王时期，还不断地与成王提到文王，希望他效法“文祖”，搞好周初政治。武王灭商以前，与周公有关的《逸周书》各篇，其中所表现出来的周公的谋略以及他的政治远见，都与文王、武王相互协调，思想一贯。这也说明，无论武王，还是周公，在殷末周初的政治风雨中，都被砥砺成了像文王一样出色的政治家。
    从武王时期的周公事迹中，我们也能想像到周公在灭商以前所能发挥的作用，从而可以理解《逸周书》中的记载不会是空穴来风。
    武王时期，他的周围有一批大臣辅佐。除了作为国师的太公望，三公之一的周公，还有召公奭、毕公高以及治事的八位大臣，他们便是史书中所说的“尹氏八士、太师三公”。就在王朝鼎革的牧野之战的第二天，周人举行隆重的祭社典礼，以宣告周人正式继承了殷商的天命。在这次典礼上，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在武王左右，向上天和殷民宣布纣王罪状，正式宣布殷朝灭亡，周朝取而代之，武王为天子。周公、召公手持象征军事权力的斧钺，分站在武王的两边。周公把的大钺是一种权力的象征，不难看出，周公的地位仅次于武王。
    周朝建立后，他们要迅速稳定局势，拨乱反正，收拢人心。商朝灭亡了，纣王也死掉了，但是，如何处置殷商旧的上层贵族，周人的决策层中却有不同看法。按照《尚书大传》的说法，武王曾经分别征求太公、召公和周公的意见，周公与太公、召公的杀戮办法不同，主张让殷人在他们原来的住处安居，耕种原来的土地，尽力争取殷人当中有影响有仁德的人。周公这种主张深得武王赞许，因为周人虽然灭商，但却是利用了殷商内部的矛盾，殷商王朝经过数百年的经营，毕竟是当时的“大邦”，任何轻率的做法都是十分危险的。周公的头脑十分清醒，他认识到应该给殷商贵族以生路，就地安置，分化瓦解，对他们采取怀柔政策。周人后来采取的一系列政策，都与周公的这种主张一致。而这些，又都与《逸周书》中所显示的文王、武王、周公一贯的“柔武”主张完全一致。
    由于过度的操劳，武王的身体受到了严重影响。在班师返回镐京途中，武王忧虑天下，一连几天没有睡好。周公得知此事，急忙赶到武王那里。武王觉得自己身体状况很差，将不久于人世，便殷殷相嘱，并希望与周公“兄弟相后”，死后由周公继承王位，主掌天下。按照我们的研究，夏、商时期，可能已经通行嫡长子继承制度，夏、商王朝以及周代的诸侯国的“兄终弟及”现象，都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变通措施，是作为“父死子继”的补充出现的。[7]可是，“父死子继”的继承制度虽然由来已久，但武王还是希望传与周公，说明只有周公才有能力控制周初的复杂局面，这是武王对他的信任，更是对他能力的肯定。
    克商以来，武王不断地操劳，终于武王支撑不住了。武王病重时，群臣忧惧，太公和召公打算到文王庙去敬求卜问。周公则设立祭坛，为武王祈祷，甚至愿以自身代替武王。这也都说明武王与周公兄弟之间不寻常的关系。所有这些，都与《逸周书》中所记载的有关周公的事迹与思想相契合，甚至可以视为有关周公与武王的关系记载的印证或注脚。
    （二）《逸周书》与《尚书》的比较
    如前所述，《逸周书》本来为孔子删订《尚书》之余，《逸周书》与《尚书》具有同样的性质。《尚书》在孔子时代共有百篇，但现存的《今文尚书》仅有28篇，即使连16篇的《古文尚书》加上，也只是百篇《尚书》的一小部分。尽管如此，《逸周书》71篇仍在百篇《尚书》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