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人物
    世人多因随穆王西征者有祭公谋父、造父这些见于信史的人物，从而相信此书为实录，其实这些并不能成为其书成于西周的证据，因为这些历史著名人物完全可以被后世人用来“雠伪假真”。通观其书，在穆王随行人员中也有不少启人疑窦者。
    (16)《穆传》卷一、二、三、五皆提到王之禁卫“七萃之士”，西周时天子卫士称“虎贲”，如《尚书·立政》罗列的天子近侍人员有“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百司庶府”；《国语·鲁语下》：“天子有虎贲，习武训也；诸侯有旅贲，御灾害也”；《逸周书·克殷》：“王既以虎贲戎车驰商师，商师大败”。“虎贲”在金文中亦作“虎臣”如《匀簋》：“今余命汝啻官司邑人，先虎臣”。成书战国的《周礼》说车仆“掌戎车之萃、广车之萃、阙车之萃、苹(屏)车之萃、轻车之萃”，凡五萃。但其书尚有“虎贲氏”、“旅贲氏”，是新旧之制杂陈。古者天子数用七，意者《穆传》作者因名之“七萃”欤？七萃之士中有叫“高奔戎”者，《竹书纪年》载宣王伐条戎、奔戎之事，不知二者有无关系。
    (17)《穆传》卷四西膜之人献马牛羊米，“天子使毕矩受之”。文王之子有毕公高，所以这个毕矩很容易被理解成他的后人。鉴于本书与《山海经》有密切联系，使我们怀疑毕矩就是《山海经》的“毕方”，“矩”、“方”义同。《山海经》中的毕方是一种神鸟，《西山经》：“章峨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鹤，一足，青文赤质而白喙，名曰毕方，其鸣自叫也，见则其邑有火。”《海外南经》文字略异，说“其为鸟人面一脚”。但是在《韩非子·十过》篇里它是不折不扣的天神，韩非说：“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即昆仑)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毕方与风伯、雨师同事，自是神灵无疑。汉人说毕方是木精，《淮南子·氾论》：“山出枭阳，木生毕方”。如果这个判断不错，则穆王随从中确被安排了精怪，人神混杂。
    (18)如果认为毕矩即毕方尚可怀疑，那么冯夷是河神则确然可信。《穆传》卷一：“天子西征，鹜行至于阳纡之山，河伯无夷(郭璞注：无夷，冯夷也。《山海经》云冰夷。)之所都，是惟河宗氏。河宗伯夭逆天子于燕然之山。”郭注伯夭为无夷字。《庄子·大宗师》列数往古得道成仙之人时说“冯夷得之，以游大川”；《山海经·海内北经》：“从极之渊深三百仞，维冰夷恒都焉”；《水经注·洛水》引《竹书纪年》：“洛伯用与河伯冯夷斗”，犹《周语下》言“谷、洛斗”；《史记·滑稽列传》有西门豹为河伯娶妇故事；《尸子》辑本：“禹理水，观于河，见白面长人鱼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图而还于渊中”，这一组材料全是战国人关于河伯的神话，设若冯夷乃神而非人，周穆王不就接遇神仙了吗？
    以上十八证中个别问题容或有进一步思考的余地，但全部推翻恐怕也是很困难的。从这些证据中看出《穆传》的文物制度大不类西周而与战国文化特征相吻合，因而它必是战国人为某种目的编写的。
    二、《穆传》的文献性质
    《穆传》出土不久，王嘉《拾遗记》曰：
    穆王即位三十二年，巡行天下，有书史十人，记其所行之地，又副以瑶华之轮十乘，随王之后，以载其书。
    照他的说法，仿佛此书真是实录。顾实《讲疏》关于此书在先秦的流传说得更有板有眼：
    《穆天子传》一书，自出汲冢以来，今见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者，皆列入史部之起居注类，《宋史·艺文志》入别史类，《崇文总目》入传记类，尤袤《遂初堂书目》入杂史类，下迄有明，总不出于史部，惟清《四库提要》列入子部小说类中，其谬甚矣。至今一般顽旧者，提起《穆天子传》一名词，一若心怀鄙夷，而蔑视为小说中之书也……故余述至此，不得不大声正言曰：周穆王果何等人物哉？乌可以鄙夷之心理视之哉！……是故《穆传》何人所作？则周史也；何时所作？则穆王十三年及十四年西征往还之际也，皆万无可疑。藏于魏之汲冢，则亦有故也……然则《穆传》者，盖出于董史之赍来，实镇抚戎狄之宝典，而与晋国以甚深之教训者也。春秋之世，魏绛以和戎著绩，故虽晋魏易代，而世史之守犹存也。(12)
    《穆传》由周室入晋而传于魏皆历史学上惯见的主观猜测，后来的学者就没有这样充足的信心了，日人白川静说：
    《穆天子传》应视为故事体文学作品，但也可多少看到史实的反映。穆王远征之扈从有毛班、井利、祭父、许男、曹侯；穆王之坐乘为超腾八骏及良御造父；迎接他的有河宗之属，有西王母之国，详述了此间昆仑、积石两黄河源头地区知识，亦多处涉及帝丘之祭祀。故事整体显然形成于战国后期，然而穆王扈从之臣中，毛班可推定为金文《班簋》之作器者，井利可推定为井伯，为右者之《利鼎》的作器者，这些彝器皆可视为昭穆时期或穆共时期之物……《穆天子传》之类远游西北的故事，是在与西北有交通往来的地区，以信仰西方昆仑等为背景而产生的……穆王时期的史实，应当抛弃了这类故事性的叙述。(13)
    他的意思是《穆传》虽属故事，其中还是有西周史影的，只要剔除了那些战国人的“添加剂”，还不失为一部史书，《穆传》的史书地位又一次带着一些附加条件恢复了。白川静是金文专家，只要见到有助于金文断代的材料，在感情上便难以割舍，学者被他的专长所蒙蔽是司空见惯的。郭沫若、陈梦家将《班簋》断在成王之世，唐兰将《利鼎》断在共王之世，说明他们都不认为《穆传》与这些青铜器有何关系。在铜器断代没有最后结论时，这些东西不能作为论证《穆传》文献性质的证据。有朝一日，即使我们确证了穆王时有个毛班、井利，这就像知道当时有个祭公、造父一样，同样不足以定《穆传》为西周历史作品。
    近年有一本书也认为《穆传》是成书战国的史书，主要理由是《左传》、《竹书纪年》、《楚辞》、《史记》都提到穆王西征的事情。《竹书纪年》、《楚辞》都是战国作品，其时穆王西见王母故事已传得沸沸扬扬，将此事写在书中不足为怪。《史记》取材于战国传说者不止穆王西游一端，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并未将此事写进《周本纪》，似对它的真实性有所保留。至于《左传》，就得加以分析，昭公十二年传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据此，穆王尝有远迹动机而未能成行。《穆传》还有几个方面与其他文献不协。第一，《国语》说穆王不听祭公之谏，用兵犬戎，结果是“自是荒服者不至”，即恶化了中国与四夷的关系，断绝外交。《鲁语》闵马父说“周共王能庇昭、穆之阙而为共(恭)”，根据有限的西周史料昭、穆共同的“阙”就是对外用兵，似乎也能证明“荒服不至”确是事实，但《穆传》所描写的却是另外一种景象，穆王所到之处，皆有好献，华戎亲如一家；第二，从《逸周书·祭公》篇看，祭公临终仍不忘训导天子，《左传》说他做诗“以止王心”，但是在《穆传》中他却成了随王西征三万多里的忠实扈从。隐公五年传说“公将如棠观鱼者”，鲁隐公观鱼与穆王西征一样都是优游山水的事，鲁大夫臧僖伯力谏不听，结果臧伯“称疾不从”，方之祭公，气节尚不及臧伯之直。我以为正是昭公十二年传启发了《穆传》的作者，给他编出这段忘情山水的故事来，犹如《水浒传》武松大闹狮子楼西门庆已被击毙，后来便引出《金瓶梅》一部大书一样。第三，《史记·秦本纪》：“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得骥、温(盗)骊、骅骝、绿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穆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今《穆传》了无救乱之文，《史记正义》引谯周曰：“徐偃王与楚文王同时，去周穆王远矣”，说明战国时穆王西游故事在《穆传》之后又有增饰，司马迁写《秦本纪》、《赵世家》所据史料尚不止《穆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