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县南平乡与西州城郭附近不同，是属于西州境内的宽乡地带，⑨因此本籍在研究西州田制上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新材料。
    关于文书的出土地，《艺林旬刊》称出土于“土鲁番胜金口废城”，当是胜金口佛寺遗址中。按胜金口在高昌故城北山谷出口处，非南平乡地。据背面所写《礼忏文》推测，在户籍文书废弃后，又被佛教僧人利用为抄写佛典的材料。所以，这件文书出土于佛寺遗址是不难理解的。
    本文书正面纸缝上明确写有“开元贰拾玖年籍”字样，可知为唐开元二十九年籍无疑。《唐会要》卷八五籍帐条记：
    武德六年三月令：每岁一造帐，三年一造籍。
    同条又载：
    开元十八年十一月敕：诸户籍三年一造。
    《唐六典》卷三户部记：
    每定户以仲年（子、卯、午、酉），造籍以季年（丑、辰、未、戌）。
    根据附录表列的敦煌吐鲁番户籍文书资料，从武德到开元中叶，唐朝各州县均按令文规定，每三年一造户籍，且均在季年。由于圣彼得堡所藏《唐开元二十三年（735）甘州张掖县籍》的公布，以及天宝三载（744，申年）、六载（亥年）、九载（寅年）籍的存在，学者们已经判断出本应造籍的开元二十二年（戌年）却没有造籍，而从开元二十三年开始，产生了一个新的三年一造籍的年次，即寅、巳、申、亥年造籍。⑩这里刊布的户籍文书，纸缝上明记“开元贰拾玖年籍”，而且还有“开元贰拾陆年帐后新生附”的注记，证明了开元二十六年和开元二十九年都曾造籍，这不仅证明了池田温先生据《唐会要》卷八五、《册府元龟》卷四八六所载开元二十九年敕推断该年曾造籍帐是完全正确的，（11）而且也填补了学者们论证新的造籍年时所缺的年份材料。
    四、余论
    在整理本文书的过程中，我们翻阅了已刊的唐代户籍文书，特别留意于户籍背面的情况。但是，大多数户籍文书背面的图版或录文都未公布，因此，对比各个户籍正背内容的工作很难进行。这里只就目前能够看到的一、二文书，略加探讨。
    如上所述，《唐开元二十九年西州天山县南平乡籍》废弃后，被佛教徒用来抄写《礼忏文》。一般来讲，《礼忏文》是从《七阶佛名经》摘抄补充而成的。根据敦煌发现的《礼忏文》和《七阶佛名经》，《开元二十九年籍》背面现存的文字相当于《七阶佛名经》或《礼忏文》的《忏悔文》、《归依文》、《发愿文》、《梵呗文》、《说偈文》、《三归依文》，次序与敦煌本不尽相同。其前面应有《香华供养文》、《叹佛功德文》、《敬礼七阶诸佛文》、《回向文》等，其后的各项内容中，往往有《寅朝礼忏文》。（12）
    丘古耶夫斯基有刊布圣彼得堡收藏的x.3762和x.4094两件《唐（八世纪前半）西州籍》时，根据其背面所写同为《寅朝礼忏文》的事实，推测这两年残片可能原为同一件文书。（13）如上所述，《寅朝礼忏文》是《礼忏文》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不排除这两件《西州籍》断片同为《开元二十九年籍》的可能性。但目前无法仔细核对圣彼得堡和北京两地所藏文书的具体情况，所以还不能做出肯定的结论。
    另一件值得提到的文书是大谷8064+大谷8065号。《西域考古图谱》卷下史料16（4）刊布了正面的图版，由池田温先生整理为《唐（开元年代？）西州柳中县高宁乡籍》，池田先生同时刊布了正、背两面的图版。（14）文书背面的佛教文献尚未见有人研究，据我们比定，此文实为《七阶佛名经》中《叹佛功德文》部分，（15）文字与敦煌本稍有不同。该写本宽10cm，高15cm，文字连续不断，是剪裁正面户籍文书的下半截后写成的，与上述《开元二十九年籍》背面《礼忏文》虽然内容上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件抄本。还有一种可能是，在送至西州的同一年份的各县户籍被废弃后，被同一寺院中信奉三阶教的僧人剪裁后，用来抄写《七阶佛名经》、《七阶礼忏文》和《寅朝礼忏文》等，因此，正面文书仍然存在着属于同一年的西州户籍的可能性。
    本文只是对《唐开元二十九年西州天山县南平乡籍》的初步整理，顺带检出两条可能与之相关的资料进行讨论，目的是想指出，在已经发现的户籍文书陆续公布的今天，应当特别注意对背面文书的研究，以期在文书的进一步缀合和归组上取得进展。近年来，池田温、小田义久、大津透、陈国灿诸先生在大谷文书和中国新出吐鲁番文书的缀合方面，做出了巨大的成绩。（16）今后，随着已知文书背面图版的刊布和吐鲁番当地和旅顺博物馆藏未刊吐鲁番文书的发表，包括户籍在内的文书缀合工作，应当是吐鲁番文书研究的重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