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弘等人修五礼，所据者何朝之礼呢？《礼志·总序》中更有明确记载：
    黄初之详定朝仪，则《宋书》言之备矣。梁武始命君儒裁成大典，陈武克平建业，多 准梁旧。（隋）高祖命牛弘、辛彦之等采梁及北齐仪注，以为五礼云。
    此已确凿载明，隋朝制度礼仪，系采南朝萧梁及北齐之仪注，而非依北周之制。对此 ，陈寅恪又举出《通典·礼典·序》的记载可作旁证：“（南朝）齐武帝永明二年诏尚书 令王俭制定五礼。至梁武帝命群儒又裁成焉。陈武帝受禅，多准梁旧。后魏武帝举其大 体，事多阙遗；孝文帝率由旧章，择其令典，朝仪国范焕乎复振。隋文帝（命）牛弘、辛 彦之等采梁及北齐仪注，以为五礼。”
    陈氏之着力处是进一步详加考辨，论定所谓北齐仪注导源于北魏，而北魏礼制之关键 人物是王肃。
    陈氏指出，北魏之议修朝仪，以太和十七年王肃由萧齐北奔为界线，为前后两个阶段 。在此之前，虽然北魏社会由于汉化程度之加深，已将议修朝仪提到议事日程，但当时 因缺乏谙熟南朝礼仪的朝士，故未能称意。此见于《魏书·刘昶传》载：“刘昶，义隆 第九子也，义隆时封义阳王，和平六年间行来降。于时（太和初）改革朝仪，诏昶与蒋少 游专主其事。昶条上旧式，略不遗亡。”又《魏书·蒋少游传》载：“及诏尚书李冲与 冯诞、游明根、高闾等议定衣冠于禁中，少游巧思，令主其事，亦访于刘昶，二意相乖 ，时致诤竞，积六年乃成。始班赐百官，冠服之成，少游有效焉。后于平城将营太庙太 极殿，遣少游乘传诣洛，量准魏晋基址。……少游又为太极立规模，与董尔、王遇参建 之，皆未成而卒。”议礼略具、班赐百官的时间，据《魏书·高祖纪下》载，为太和十 年。陈氏认为，《蒋少游传》中所言少游与刘昶二意相乖，原因即为二人“俱非深习当 日南朝典制最近发展之人，故致互相乖诤”。北魏社会汉化程度加深而礼制未备，这是 拓跋氏政权亟望解决的问题。据此，陈寅恪论定王肃之投奔而大受欢迎，正是北魏社会 制定礼仪的迫切需要所决定的：
    其事（按：指刘昶、蒋少游议礼意见不合之事）在太和十年以前，即北史肆贰王肃传所 谓“其间朴略，未能淳”者。至太和十七年王肃北奔，孝文帝虚襟相待，盖肃之入北实 当日魏朝之需要故也。（注：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7页。）
    陈寅恪把眼光投向更广阔的背景，不独王肃北奔备受礼遇，尚有一批士人，原本生活 于南朝而通晓中原礼制，或因战乱徙居北方，或被俘入魏，因拓跋政权制礼的需要，而 得到知遇任用。陈氏从《魏书》、《北史》各传中寻绎出有房景先、崔休、刘芳、崔光 四人。其中刘芳事迹见于《魏书·刘芳传》（及《北史·刘芳传》）载：“刘芳，彭城人 也。……父邕刘骏兖州长史。芳出后伯父逊之。……邑同刘义宣之事，身死彭城。芳随 伯母房逃窜青州，会赦免。舅元庆，为刘子业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马，为文秀所杀 ，芳母子入梁邹城。慕容白曜南讨青齐，梁邹降，芳北徙为平齐民，时年十六。南部尚 书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师，诣敷门，崔耻芳流播，拒不 见之。……芳才思深敏，特精经义，博闻强记，兼览苍、雅，尤长音训，辨析无疑，于 是礼遇日隆。……王肃之来奔也，高祖雅相器重，朝野属目。……高祖宴群臣于华林， 肃语次云：‘古者唯妇人有笄，男子则无。’芳曰：‘推经礼正文，古者男子妇人俱有 笄。’……高祖称善者久之，肃亦以芳言为然。……酒阑，芳与肃俱出，肃执芳手曰： ‘吾少来留意三礼，在南诸儒亟共讨论，皆谓此义如吾向言，今闻往释，顿祛平生之惑 。’芳义理精通，类皆如是。……高祖崩于行宫，及世宗即位，芳手加衮冕，高祖自袭 敛暨于启祖、山陵、练除，始末丧事皆芳撰定。……出除安东将军、青州刺史，……还 朝议定律令。芳斟酌古今，为大议之主，其中损益多芳意也。世宗以朝仪多阙，其一切 诸议悉委芳修正，于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咨访焉。”（注：魏收：《魏书·刘芳传》。）
    又根据《魏书·房法寿传》附《景先传》、《北史·崔逞传》附《崔休传》、《魏书 ·崔光传》等史料，陈寅恪遂概括出这些原先南朝士人因通晓礼仪而见重于北魏此一具 有重要意义的结论：
    寅恪案：刘芳、崔光皆南朝俘虏，其所以见知于魏孝文及其嗣主者，乃以北朝正欲摹 仿南朝之典章文物，而二人适值其会，故能拔起俘囚，致身通显也。（注：陈寅恪：《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9页、第10-11页、第16页。）
    陈寅恪更进一步指出了上述隋文帝命牛弘、辛彦之采梁礼及北齐仪注以制订朝礼这一 历史关键，他明确提出不同于常人所见的独特观点，即隋代礼仪制度并不依北周之制， 而主要采用梁代及北齐仪注：
    隋文帝继承宇文氏之遗业，其制定礼仪则不依北周之制，别采梁礼及后齐仪注。所谓 梁礼并可概括陈代，以陈礼几全袭梁旧入故，亦即梁陈以降南朝后期之典章文物也。所 谓后齐仪注即北魏孝文帝摹拟采用南朝前期之文物制度，易言之，则为自东晋迄南齐， 其所继承汉、魏、西晋之遗产，而在江左发展演变者也。陈因梁旧，史志所载甚明。（ 注：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9页、第10-11页、第16页。）
    这里实有两项均为发前人未发之覆。一为隋文帝所采梁礼，包括了南朝后期的礼仪； 二为隋文帝所采北齐仪注，乃包括自东晋至南齐，是继承汉、魏、西晋以来中原礼制之 遗产，而在南朝发展演变者。陈氏又举出《隋书·薛道衡传》及《高祖纪》载薛道衡先 预修齐礼，后又参加制定以齐礼为依据之隋制；《刑法志》云，隋开皇元年“更定新律 ”，“多采后齐之制”；《唐会要》载，唐武德元年制定新律，“因隋开皇律令而损益 之”：均证明北齐礼制为一重要集结，为隋唐制度所直接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