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唐代政治史的基本线索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撰成于1942年。本书分上、中、下三篇，所考证和论述的问题环环相扣，一气呵成。上篇以“关中本位政策”的实行及其破坏，作为考察唐代政治史 的重要线索。陈寅恪认为，“关中本位政策”在北周宇文泰时已经形成。宇文泰割据关 陇一隅，其物质及精神的凭借都不如山东高齐和江南萧梁，“故必须别觅一新途径，融 合其割据关陇区域内之鲜卑六镇民族，及其他胡汉土著之人为一不可分离之集团，匪独 物质上应处同一利害之环境，则精神上也必具同一渊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熏习，始 能内安反侧，外事强邻”。陈寅恪称这一“新途径”为“关中本位政策”，其表现为歧 视山东人、将西迁的有功汉将之山东郡望改为关内郡望、实行府兵制等。“隋唐两朝继 承宇文泰之遗业，仍旧施行‘关中本位政策’”。其特点是：1.隋皇室自称弘农杨氏， 唐皇室也自称陇西李氏。自唐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北 魏、北周及隋以来之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结团体之后裔”，形成垄断 朝政的局面。（注：陈寅恪于1951年又写作《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一文，论 述唐太宗在削平群雄及与建成、元吉争夺政权中，对山东武人集团徐世績、张亮等加 以抚用，因获得他们的支持而取胜。说明唐初在维持关中本位政策、抑制山东贵族的前 提下，兼任用非名门出身的山东人，作为上说的补充。）2.以关陇为本位，聚全国之武 力于西北一隅之地，借以主宰全国。但是，到了武则天掌权以后，“逐渐破坏传统之关 中政策，以遂其创业垂统之野心”。其手段是崇尚进士文词之科、破格用人及渐毁府兵 制。这一趋势在武周之后继续进行，“迄至唐玄宗时，遂完全破坏无遗”。
    天宝之乱后，统治集团产生了与前迥异的新格局，形成三种势力：一是外廷之士大夫 ，他们由科举登仕，擅长文词，不喜军事；二是阉寺集团，拥蔽皇室，而与外廷士大夫 对抗；三是藩镇，形成与中央对立的割据局面。后两种人都同“民族与文化”有关，特 别是藩镇问题的核心更是“种族文化之关系”。陈寅恪独具慧眼，从繁多的唐代文集中 发掘出《樊川集》所载当时河北风俗的极具说服力的材料：“生年二十不知古有人曰周 公、孔夫子者，击毬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俗无非攻守战斗之事。”陈寅恪称这种 现象为“胡化”。而考证各藩镇的身世民族关系，则或“确是胡族”，或“久已胡化” 。书中深入地考证并论述了河北地区本是华夏文化甚高区域，何以唐玄宗时转变成“胡 化区域”，以及原来居住在河朔地区的“中亚胡人”是如何内迁的问题。陈寅恪通过综 合诸多分散的史料，归纳了三项原因：远因是隋末丧乱，胡族辗转迁来；中因是东突厥 之败亡，少数拓羯因之东徙；近因或主因则是东突厥之复兴，此时必有中亚胡族向东北 迁徙。因此风俗改变，河北遂成混杂之胡化区域。
    由此，陈寅恪得出唐代政治史演变的至关重要结论：“进士科举之崇重，府兵之废除 ，以及宦官之专权朝政，藩将即胡化武人之割据方隅，其事俱成玄宗之世。”这些正是 关陇集团完全崩溃的“征象”，因此玄宗朝成为唐代政治史的分界线。
    中篇进而论述牛李党争及玄宗以后宦官决定皇帝废立问题。陈寅恪认为，党争的焦点 是对进士科的态度，李德裕不喜科试，尤其厌恶进士科，他主张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 。牛僧儒等则代表进士起家、致身通显的新权贵集团。“牛李两党的对立，其根本在两 晋南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与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科进用之新兴阶级两者互不相容” 。党争又与内廷宦官两派斗争相联系。宪宗由武力削平藩镇，李党主张用兵，牛党反对 用兵，内廷宦官主张用兵的一派与李党相呼应。后这一派失败，另一派得势，拥立穆宗 ，“销兵”之议遂成为长庆一朝的国策。文宗之后，唐代皇位之继承完全取决于宦官之 手，外朝宰相惟有服从，李氏子孙充当傀儡。最为典型的例证是：宦官杨恭在私人信件 中，竟把由他策立的昭宗李晔称为“负心门生天子”，而称自己是“定策国老”。
    下篇论述唐代民族关系，从大量记载中概括出“外族盛衰之连环性”的概念，对唐与 周围各民族（包括大食）的广阔范围进行考察，总结出带规律性的认识。陈寅恪认为：“ 观察唐初中国与某甲族之关系，其范围不可限于某甲族，必通览诸外族相互关系，然后 三百年间中国与四夷更迭盛衰之故始得明瞭，当时唐室对外之措施亦可略知 其意。”因为，“其他民族之崛起或强大可致某甲族之灭亡或衰弱”，“而唐王室统治 之中国遂受其灭亡强弱之影响”。
    如唐与突厥之关系。隋末唐初，突厥势力强盛，唐高祖曾向突厥称臣，仅在十年之后 ，唐高宗却能一举覆灭突厥，其原因，除了唐室君臣奋发自强外，还因为：1.突厥境内 之天灾及乱政；2.突厥相邻部落回纥之兴起，援中国以可乘之隙。
    再如唐与回纥的关系，回纥自唐肃宗以后最为雄大，中国受其害甚巨，至文宗之世， 天灾党乱扰其内，黠戛斯崛起侵其外，于是崩溃不振。
    唐与吐蕃之关系更加复杂。唐时，吐蕃强盛延及二百年之久，加上唐皇室把关陇地区 作为全国重心，因此，唐代不能不在东北方面采取维持现状之消极策略，而竭尽全国武 力、财力向西北进取，对付吐蕃。这项政策“不独有关李唐一代之大局，即五代、赵宋 数朝之国势亦因此构成”，导致契丹、女真在东北崛起。在唐玄宗时，“华夏、吐蕃、 大食之大民族皆称强盛，中国欲保其腹心之关陇，不能不固守四镇，欲固守四镇，又不 能不扼据小勃律，以利吐蕃，而断其与大食通援之路”。“中国与吐蕃既处于外族交互 之复杂环境，而非中国与吐蕃一族单纯之关系，故唐君臣对于吐蕃施行之策略亦即利用 此诸族相互之关系。易言之，即结合邻接吐蕃诸外族，以为环攻包围之计”。（注：以 上引文均见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两《唐书》、《通 鉴》所载韦皋、韩滉、李泌等提出的联合回纥、南诏、大食的议论，正是 当时君臣“深知诸外族相互之关系”而提出来的。
    陈寅恪对隋唐制度渊源及唐代政治史演进主线的考证和论述，充分体现出他治史的通 识。他有开阔和敏锐的眼光，他精熟于史料，融会贯通，对一些别人不注意的材料也能 以独到的识见发现其价值，力求从总体上，从事物的相互联系、因果关系中探求历史演 进中带规律性的东西。因此，《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书在 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在解放前读过的研习隋唐史的学者，“无不惊呼大开了眼界，有 茅塞顿开之感”。（注：胡如雷：《读<汪隋唐史论稿>兼论隋唐史研究》，《 文史知识》1982年第6期。）
    把握住《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论述的主要脉络后，我们可以综合此书及前述《隋唐制 度渊源略论稿》，进而探讨陈寅恪独特的治史方法。
    王国维、陈寅恪、陈垣同为20世纪中国新考证学派的杰出学者，各人又表现出不同的 学术个性。王国维以“二重证据法”著称，陈垣则擅长义例法，在宗教史、文献学上有 卓越建树，陈寅恪的治史方法则可以概括为：因小见大，兼擅严密考证与义理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