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推求变化之故，从联系中概括出通例性的认识
    例证一：分析藩镇割据的种族文化根源。
    陈寅恪认为，唐代藩镇割据有深厚的种族文化背景。“唐代中国疆土之内，自安史乱 后，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即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外，尚别 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 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 其安身立命之归宿。故论唐代河北藩镇问题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 在也”。（注：《唐代政治史述稿》第18页、第25页。）此一通例性的认识，是从多项材 料的分析中归纳而得的。其典型史料，除了前面提及的杜牧所撰卢秀才墓志铭称河北燕 赵之地，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外，又举出：《通典》所载杜佑建中时所上《省用 议》云，田悦之徒“暴利暴赋，唯恤军戎，衣冠士人遇如奴虏”；董召南在长安连应进 士试不中，欲北走河朔，韩愈写《送董召南游河北序》，称“风俗与化移易”，“董生 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从其必有合也”。陈寅恪将收集 到的这类材料联系起来分析，得出结论说：“可知当日河北社会全是胡化，非复东汉、 魏晋、北朝之旧。”（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6页。）从而阐明当日长安集团与河 北集团政治文化对立之形势。
    陈寅恪又查阅《新唐书·藩镇传》，并与其他有关记载相参考，又做出两项实质性的 概括：“一为其人之氏族本是胡类，而非汉族；一为其人之氏族虽为汉族，而久居河朔 ，渐染胡化，与胡人不异。前者属于种族，后者属于文化。质言之，唐代安史乱后之世 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注：《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7页。）且又作进一步的探究：河朔地区当玄宗之世，竟成为一 胡化之区域，则必然在此之前有大量胡族之迁入。“其远因为隋季之丧乱，其中因为东 突厥之败亡，其近因或主因为东突厥之复兴”。而唐玄宗之所以将东北诸镇之重任付与 安禄山，其主要原因便是安禄山混合血统胡人之资格与河朔胡化程度极深正相适应，必 须有像他这样的武力与权术兼具的人才，才能作为此一复杂的胡化地区的主将。
    例证二：分析民族盛衰之连环性。
    宋祁在《新唐书·四夷传》总序中说：“唐兴，蛮夷更盛衰，当与中国抗衡者有四： 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凡突厥、吐蕃、回鹘以盛衰先后为次；东夷、西域又次 之，迹用兵之轻重也；终之以南蛮，记唐所繇亡云。”宋祁讲了环唐朝周边外族盛衰之 先后次序，却未能进而分析外族盛衰之原因。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则在 严密考证的基础上进行义理的阐释，推究诸外族“其所以盛衰之迹”。
    隋末唐初，中国北部诸外族中，突厥最为强盛。隋末群雄并起之时，薛举、窦建德、 王世充、刘武周之辈虽各自割据称主，却俱北面向突厥称臣。“东自契丹，西尽土谷浑 、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大唐起义太原，刘文静聘其国， 引以为援”。（注：《通典》卷一九七，《边防典》“突厥”条上。）陈寅恪更指出，唐 高祖李渊起义时，不仅遣刘文静往突厥求援，高祖本人且称臣。此一史实在唐初诸多历 史记载中均被讳饰，但《旧唐书·李靖传》中却透露了史实的真相：“太宗初闻靖破颉 利，大悦，谓侍臣曰：‘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高祖） 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 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款塞，耻其雪乎？”是则当隋末唐初之际，突厥称雄于亚洲 广袤区域。可是，唐太宗在10年之后，却能以建国未久唐朝一举而覆灭突厥，原因何在 ?陈寅恪的结论是：“固由唐室君臣之发奋图强，遂得臻此，实亦突厥本身之腐败及回 纥之兴起二端有以致之也。”（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27、128页。）为此，他先 举《通典》中所载颉利拘禁大将突利，疏远族类，虐待民众，致使诸部携贰。又遭频年 大雪，六畜多死，国中大饥，人不堪命，内外叛之。再据《旧唐书·回纥传》，证明突 厥之西有回纥、薛延陀之兴起，“故授中国以可乘之隙”。（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第127、128页。）充分说明陈寅恪治史视野之开阔和目光之敏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