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从1946年英国 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在伦敦举行会议后，与会者正式成立英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 历史学家小组。由此标志着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开始形成。
    马克思主义史家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关系即进行由对抗到辩论再 到互补的过程本身，也是促成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发展和扩大的不容忽视的条件。郭小凌 认为马克思主义已成为西方史学发展的促进力量，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认识和方法 对现代西方史学认识和方法论产生的有形无形的影响上（注：郭小凌：《西方史学史》，北京师大出版社1995年，第376页）。其实，反过来两者关系又何尝不 是如此。英藉美国史学家布鲁尔在谈到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界主要受到的3个方面影响时， 也 强调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进行辩论的过程对自 身及其学派形成和发展的影响）注：约翰·布鲁尔：《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两种流派》，《世界历史》1983年第6期，第75 页。
    第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的界定标准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到底什么样的历史学家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 学家，实际上中西学术界对此都没有一个固定的准确标准。但这又是常会碰到也希望得到很 好理解的问题。
    国内学者对此观点不一，标准各异。张芝联说“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西方国家只是一个学派 ，因为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并不是指导的、居于领导地位的、官方的意识形态，而只是一种研 究方法，不是作为世界观来考虑的，它不是直接地和政治联系起来”（注：张芝联：《从通鉴到人权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175页）。这里他主张以史学 方法论和世界观体系方面的标准来区别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的马克思 主义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徐浩借用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伏维尔的话，认为要看他们 如 何分析和解释各层次的历史现象对历史事件或历史过程所起的作用与影响。学术上坚持马克 思主义方法论和基本理论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又应看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倾向如 何（注：徐浩：《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演进》，《学习与探索》，1994年第6期，第123页）。董进泉强调应看是否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即是否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完整的世界 观和革命理论而不是仅仅当作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来接受（注：董进泉：《现代化--当代国外史学发展的趋势》，《求是杂志》，1989年第10期，第3 0-31页）。马雪萍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和 资产阶级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承认不承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近代以来西方历史学家一般 主张无规律论，而承认不承认历史规律，实际上就是历史理论上的分歧（注：马雪萍：《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东西方历史命运的考察》，《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第71页）孔令平等谈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范围时，主要从国内外通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名单 和出身及立场观点等因素来考察国内外学术界怎样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作者显然把“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等同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注：孔令平、冯国正：《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学术研究》，1987年第5 期，第98页）。基于此，他们断言确定西方马 克思主义史学范围时应采取的标准：一是既不要以是不是共产党员或社会党员，也不要以是 不是“左派”或有没有“急进”倾向为标准；二是除了攻击或反对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 历史之外，凡是采取赞成的、讨论的、商榷的态度把马克思主义用于历史研究的，即应包括 在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围之内。对于这种观点，可作两点理解：（一）文章似乎把“西方马克 思主义史学”概念及含义扩大并模糊化了。据他们列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名单看，实际上 应涉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两个既有联系又有严格区别 的学术派别。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股思潮，一定程度上讲，它是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 哲学某个流派结合的一个综合体涉及哲学思想和历史观及方法论等历史理论。西方马克思主 义史学派当属具体史学实践范畴，即主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观点来研究具体历史问 题，不乏丰富的历史理论和理论上的创新。它是既直接受经典马克思主义影响，又受西方马 克思主义影响而产生的史学派别。若仔细探究则会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 史学两者本身有理论渊源的继承与批判，甚至运用与发展的关系；（二）如果仅把不攻击或反 对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只要是以承认、讨论、甚至商榷批评的态度把马克思主义用于历史研 究的历史学家及其史学就定义或归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显然过于简单。如此，又怎样 看待或理解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当代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如年鉴学派里一些受马克思 主义影响的代表人物及其研究成果的属性；更遑论正确理解巴勒克拉夫所说“1930年以后， 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广泛扩展，即使那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历史学家们，也不得不用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的涵义（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32页）。年鉴派的费弗尔就曾认为，“任何一 位历史学家，哪怕他从来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一行著作，哪怕他自以为除了科学领域外，他在 一切领域内都是个激烈的‘反马克思主义者’，也难免渗透着马克思主义思考理解事实和例 子的方法。马克思表述得十分巧妙的许多思想，早已构成我们这一代人知识宝库的共同财富 。”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这种特殊复杂的关系，使在界定马克思主义史 学问题上遇到了困难和麻烦。
    在西方史学界，以什么标准来衡量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别本来就存有分歧。 法国的布瓦写道：“在马克思主义旗号下，实际上存在不止一个史学实践。这些史学实践各 不相同，甚至各不相容，其中政治影响则是决定性的因素。”（注：居伊·布瓦：《马克思主义和新史学》，《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1年第4期，第25页）他试图以政治意识形态领域 里的分歧来划分所有史学派别。汤普森说：“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是指这样一批历史 学家，他们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并按照威廉·莫里斯丰富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和方法从事历史研究。”（注：E.P.Thompson,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London,Merlin Press,1978,p .33.）
    他认为美 国未必有严格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卫·蒙哥马利“无疑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 而赫伯特·加特曼“更多地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接近马克思主义，而不能称为马克思主义 者。”（注：刘为：《有立必有破--访英国著名史学家E.P.汤普森》，《史学理论》，1992年第3期 ，第110页。）加拿大学者布赖恩·帕尔默也强调包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的英国 马克思主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客观存在。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而言，“在长期以 来仇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界，他们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理论框架，确立了它的合法地位，他们 证明，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能够产生丰富多彩的经验性作品。他们的成果向国际历史学界展 示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分析工具的威力。”（注：赵世玲：《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访加拿大学者布赖恩·帕尔默教授》，载陈启能 主编《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325页。）姜芃认为帕尔默或许是以更为纯粹、严格、 正统的标准来衡量界定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注：姜芃：《试析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状和历史命运》，《史学理论研究》，1998 年第3期，第82-83页。）G·伊格尔斯认为，作为一个派别 ，“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综合理论及理解方法促进、指导、约束 。”（注：Georg G.lggers and Harold T.Parker,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Historical Studi es:Contemporary Research And Theory,Greenwood Press,Inc.1979.p.7.）这些学者的说法各有差异，却拥有同一基点：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方法论标 准来衡量马克思主义者及其史学派别。也有主张更宽泛的标准来划分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围的 学者，最典型的代表是霍布斯鲍姆。姜芃认为，霍布斯鲍姆大体上采取了汤普逊看问题的 方法和标准，但略显“宽泛”，霍布斯鲍姆是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 放的发展体系。当今的马克思主义不再抛弃非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著作中 的好东西；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今天已成为历史的主流，以致无论是否宣称自己是马克 思主义者，许多人都在有意无意的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问题，因而在今天已经不可能说 出某一部具体著作是出于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之手（注：姜芃：《试析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状和历史命运》，《史学理论研究》，1998 年第3期，第83页。）霍布斯鲍姆曾著文在分析马克 思逝世一百年来对历史学的影响时，就声明过这种立场与持此观点（注：对此，可参见Eric Hobsbawm,On History,The New Press,New York,1997.pp.168-170.）。此处有两点值得重视 ：其一，如果必须从标准问题上找出霍布斯鲍姆的意向，霍氏更倾向于是否采用马克思主义 的研究方法来划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但历史研究的方法在本质上无阶级倾向 或党派属性；其二，霍氏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能否发展为一个开放体系，取决于马克思主义 史家自己的态度。本质上，霍布斯鲍姆不主张人为地以什么标准来分隔马克思主义与非 马克思主义流派。霍布斯鲍姆的立场和态度，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本身的发展是有意义的，但 无助于我们从根本上更好地理解和解决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