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国内外学术界都没有达到划一的认识标准，而众说纷纭的 事 实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从概念到内涵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严格区分马克思主义 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别并非最终目的，过分强调它们的区别还会阻碍相互交流，消极 作用显示而易见。但对此问题的关注有两点价值：（一）弄清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别的标界 问题，主要意义在于通过争论来加深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内涵的理解，这是进一步探讨该 领域的必启之门。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代发展的全过程 中，马克思主义本身丰富多变不断发展。对历史学家而言，关键是看他们自己怎样理解运用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来从事历史研究实践。如果定要宣称一种史学或一个史学流派在 性质上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其标准在于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也涉及到方法 论原则）同当代现实相结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还是用其他某种理论和精神去解释 和修正马克思主义。当然不能单凭它仅仅对马列主义某个论点的注意或套用片言只语就下结 论，否则把那些受到马克思主义旁敲侧击或点滴影响的历史学家及其史学都算作马克思主义 史学，实有泛马克思主义论之嫌。（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如其他任何事物的发展 史那样，在其客观发展过程中也必然存在前后不同的状况和显现不同的特征。随着马克思主 义对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学家影响的扩大，马克思主义史学将越来越显多元化和开放性的 特征。比较老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大多同时又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学家和政治家或共产党员 而言。新生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更多专注纯学术问题的研究，如以安德森、奈恩为代表的《 新左派评论》编辑部的一些成员，即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派别分野后的新左派就是这样。
    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判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别的标准或依据的观点，均侧重于问题的某 一方面，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也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第三、关于包含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当代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 的关系问题。
    学者们多从两者的区别与联系角度出发，认为其关系呈现从对抗到对话的轨迹和趋势。较 有 代表性的则是张广智的《西方史学史》中的相关论证。作者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例，说明当代 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对话关系，特别强调前者对后者的深刻影响。他认为 从费弗尔、布罗代尔到勒高夫都不否认当代西方史学中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成果是得益于马克 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虽然两者有原则上的分歧，但总的关系是融合与渗透、矛盾与分歧同 时存在（注：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10-313页。）
    。雅克·勒高夫说：“在很多方面（如在带着问题去研究历史、跨学科研究、长时 段和整体观察等方面），马克思是新史学的大师之一”。但新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 分歧被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视为“对自己的一种挑战。”（注：雅克·勒高夫主编：《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35页。）勒高夫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认识并 不完全，也不可能给马克思主义史学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但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新史学 关系的这种表白却有说服力。
    此外，国内徐浩《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演进》、马雪萍《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东西方历 史命运的考察》等方章，国外如约翰·布鲁尔《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两种流派》，法国的 居伊·布瓦《马克思主义和新史学》等论文都从不同角度和侧面论及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 主义新史学之间的相互区别和影响。G·伊格尔斯就说：“不管怎样，并不存在着单一的马 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然而“马克思主义史学显然影响了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注：参见Georg G.lggers and Harold T.Parker,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Historical S tudies:Contemporary Research And Theory,Greenwood Press,Inc.1979.pp.11-12。应该指 出，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有明显的承继渊源，弄清这点，方可谈 它们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间的关系。若定要理清两者中究竟谁更占优势地位，笔者同意这样 的观点：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才成为西方史坛的一支劲旅，但由于马克 思主义的历史观本质上是一种综合的整体的历史观，所以西方新史学流派（如年鉴派）无不受 马克思主义学的影响或以其历史理论为参照系（注：马雪萍：《21世纪上半叶中西方“新史学”思潮比较》，《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6期 ，第146页。
    第四，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
    哲学往往是史学的先声，一种史学自然具有丰富的哲学基础。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应注 意 史学思想与哲学思潮或社会思潮的关系。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 直接或间接影响，国内史学界对此注意不多。普遍认为两者无关，也有些学者试图分析其间 的区别与联系，但多是泛论而缺乏较深入的论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形成和发展及 主要内容，我们大体知道它们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西方教条式和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反 思运动的结果（注：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可参见Perry Anderson,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Lo n don,NLB,1976.）。徐崇温认为它是一种和马克思主义有区别的西方社会中的左翼激进主义的 思潮，其本意是想真正改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但出发点和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导致结论的偏 差与错误。在弄清这个思想界限的前提下，去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究竟提出什么问题与理论 ，再弄清它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有何贡献和消极影响（注：徐崇温：《“西方资本主义”论丛》，重庆出版社1993年，代前言部分第4页。）在此基础上，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史 学有否从他们的理论中吸取或批判地发现什么新东西，不失为研究两者关系问题的路径。
    国内史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问题的关注，显得并 不系统也不深入。如徐浩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反思潮流促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史 学摆脱困境。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反思和定向有积极作 用；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颠倒主客观作用，片面夸大精神因素的决定作用，又对西方 马克 思主义史学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注：徐浩：《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演进》，《学习与探索》，1994年第6期，第122页。）论者没有进一步揭示这种关系的实质。孔令平等著文 谈到对20世纪2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发展与认识，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 史学”，文章更多只是涉及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到形形色色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关于“经 济决定论”、“内部关系论”和“多元决定论”等看法（注：孔令平、冯国正：《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学术研究》，1987年第5 期，第99-103页）。作者似乎注意到了西方马克思主 义史学实践（如他们所说对各个历史阶级或各种专门史的研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主要指其历史理论）之间的关系，却也没有试图揭示这种复杂关系的本质。赵世玲的书评《 人·文化·历史--爱德华·汤普森及其〈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算是较深入地谈论西方 马 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间关系的代表作之一。她认为，受哲学思潮的影响 ，当代西方史学界形成了两种全然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其中庸俗机械决定论的马克思 主义学派深受科学主义思潮如结构主义影响；另一派则深受人本主义思潮如卢卡奇、柯尔施 等看重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的主观意识的学派观点的熏陶，代表人物即汤普森（注：赵世玲：《人·文化·历史--爱德华·汤普森及其〈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史 学 理论》，1987年第4期，第117-122页。）于此，赵 世玲想通过对汤普森及其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相关理论的分析，从而指出马克思主 义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之间的联系，但并未作进一步考察，即使对所列的两种马 克思主义史学流派间各自的传承和特征也未作深入的论证。史学研究还是讲究实证的，汤普 森自己就强调历史研究是一种理论范畴，是假设与历史证据之间永无止境的对话。显然，国 内学术界还没有深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在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有关理论基 础上，如何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从而推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这一问题。相比之下 ，国外有些学者却做了一些尝试。例如松村高夫认为，汤普森的《理论的贫困》就是针对以 L·阿尔都塞为首的结构主义者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由化”提出的批判的反驳，他断 言阿尔都塞主张的“理论创造历史”是新的唯心主义观点（注：松村高夫：《英国社会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国外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 第22页。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派间的关系，即使研究难以显示出明确的承继源渊 ，至少可就它们在一些共同理论问题的讨论上进行比较分析，目的是理清西方马克思主义史 学家在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种种学说中，在具体的史学实践中的新发现和有创建的东 西。徐崇温认为，在分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现状和探索西方革命的途径中，在批评苏联 模式和提出他们自己对社会主义的设想中，以及在批判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 提出他们自以为对马克思主义“重新发展”和“重新创造”活动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积累 了大量的思想资料（注：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评析》，《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1期， 第57页）。同样，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批判地吸取和改造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在试图解决当代重大问题时取得的探索性成果中、在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极具价值的 设想和方案方面，肯定会给予足够的注意而得出自己的理想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