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使读者易于了解起见，现依夏氏所考之次第，对其论点可疑之处逐一加以检讨。按照夏氏的说法，《今本竹书纪年》成王纪谱“十五、十六、十七年的年纪缺，正好是武王纪谱所多余的三年”（注：《也谈》，第11页。）。现在我们就沿着夏氏“复原”的成王纪谱开始分析。第一简是这样开始的：“元年春正月王即位……”可是查《今本竹书纪年》前面还有“成王名诵”。如果相信《今本》商周两代每王开始皆有列名之例的话，夏氏复原之第一简应开始于“成王名诵”四字，夏氏既信今本之例，照理也应承认有此四字在“元年春正月”之前。退一步来说，他不承认以此开始的列名之例，那么按照中国编年史的古例，凡元年前必须冠以何君何王。如《春秋》的开始是“隐公元年”，决不能不写“隐公”而单写元年，元年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紧接君主之下。因此，夏氏撇下“成王”二字是不合中国编年史书的惯例的。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如果加上“成王”二字（若是“成王名诵”，则为四个字），那么第一简已经超出四十字，照此排将下去，到夏氏所谓的错简之行时，他那算得恰到好处的四十字空档就难以安排了。
    在《今本竹书纪年》成王纪谱中，多次出现称周公为“周文公”、召公为“召康公”、君陈为“周平公”。如果“周文公”是后人所附会的谥号，夏氏所谓每行四十字排列之中的“周文公”就必须还原为“周公”，这样含有“周文公”的各简就不可能排足四十字。因此，这里有必要简单讨论一下“周文公”是否为周公的谥号问题，历来治《今本竹书纪年》者似乎都未注意这一问题，原因显然与传统旧说以为谥法为周初之制有关（如《礼记》、《逸周书·谥法解》之记载）。“文公”是否为周公的谥号首先涉及到谥法的起源。王国维、郭沫若则因金文而发现生称谥现象，始怀疑周代谥法之起源（注：参看王国维《遹敦跋》，载《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95-896页；郭沫若：《谥法之起源》，载《金文丛考》，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00-112页。）。夏氏重排成王谱中的谥法问题，除了有周文公，还有周平公、召康公，皆可疑。王国维、郭沫若皆以为周初之王与公侯有生称死后即作谥者，其说可信。杨希枚以为生称谥来自以字为谥，亦不失为一种解释（注：杨希枚：《论周初诸王之生称谥》，载《先秦文化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4-281页。）。但是从文献中，我们很难找到周公之名“旦”与“文”有何关系，（按古人名之与字，其间必有意义之关联，或正联，或反联，然皆有联。）召公之名“奭”与“康”有何关系，君陈之“陈”与“平”（所谓周平公）有何关系？（召公之名奭，意为赫为大，经引申可释为盛，康字本义为安为乐，经引申可解为昌，为盛。不过名与字之间如此迂曲相联者甚少。）现存的先秦文献除《国语》有一例“周文公”外，都没有称周公为“周文公”。然而《国语》传世本的那一例“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也是有问题的。按孔颍达于《诗·周颂·时迈》小序疏中说：“宣十二年《左传》云：昔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国语》称周公之颂曰：‘载戟干戈。’明此诗周公作也。”（注：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88页。并参看汪受宽《谥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9-10页。）可见唐初孔颍达所见本并无“文”字。
    《今本竹书纪年》成王纪谱之十三年有云：“夏六月鲁大禘于周公庙。”二十一年又记：“周文公薨于丰。”这两段记载本来是《今本》成王纪谱中的一个矛盾：周公既然薨于成王二十一年，那怎么可能在成王十三年六月鲁就大禘于周公庙呢？因为这显然违背了历史的常识。对于此问题，清代学者有不同的解释。顾炎武《日知录》“临于周庙”条云：“周公未薨，何以有庙？盖周庙也。公字衍。是则始封之君有庙，亦可因此而知禘之说。”（注：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四，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50页。）赵绍祖《校补竹书纪年》持论相同：“按下文二十一年公始薨，则此公字当为衍文。”（注：赵绍祖：《校补竹书纪年》卷二，古墨斋刊本。）因鲁有周庙，故他们疑公字为衍文。但是林青溥《竹书后案》却认为：《竹书》“讹脱颠倒间或有之。如成王二十一年，周公薨而十三年鲁大禘于周公庙。此必二十三年之错简也。”（注：林春溥：《竹书后案》，第3-4页，见杨家骆主编《竹书纪年八种》，台北世界书局1963年版。）。在林春溥看来，唯一挽救《今本竹书纪年》中这一矛盾的办法就是宣布这里有错简。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序》亦有同样的质疑：
    自来简册，俱不详周公薨于何年。《今本》于成王二十一年，书“周文公薨于丰”，而前此成王十三年，书“夏六月，鲁大禘于周公庙”。岂有周公尚存，而鲁已立庙乎？”（注：转引自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1-82页。）
    不管我们采取上述的何种说法，这都对夏君重谱的成王纪年造成了问题。既然根据他的计算，成王纪谱每简固定为四十字，那么从前面夏氏的竹简排列可以看到，成王十四年后，自十五年起正好是第十一简的开始。如果十三年的“夏六月鲁大禘于周公庙”十字是错简，那么所谓错置的十五年这一简在排列上就不可能成为单独的一简，而是接上第十简。这样在无形中又少了十个字。正是因为夏氏“复原”或曰重排的成王纪谱过于精巧，所以不能容许有半点差错。就此而言，一字的差错就可能动摇其全盘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