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夏氏在文中列举了两条积极证据，进一步说明武王纪谱中的四十字（前引文中的黑体字）原属于成王纪谱的十四年与十八年之间的。
    夏氏的第一条积极证据说，四十字中有“诰于沫邑”，而宋以前的古文献皆说《酒诰》作于成王之时。故“诰于沫邑”如指作于妹邦的《尚书·酒诰》篇的话，就必属成王的纪谱（注：《也谈》，第12页。）。事实上，历代学者对于《酒诰》的作者向来意见不一，蒋善国先生在《尚书综述》详论了各家的观点，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自行参阅（注：参见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37-238页。）。应当指出，夏氏在没有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只取《酒诰》作于成王在位时的说法，似有不够慎重之处。更重要的是，蒋善国先生还提出了康叔有初封和益封的分别。他说：
    武王在克殷后，把康王封到康，《康诰》、《酒诰》、《梓材》都是武王所作。武王死了，成王即位，管叔、蔡叔挟武庚等叛乱，周公用成王命，杀武庚和管叔，放蔡叔，因康叔捍“武庚之难”有功，把旧封武庚和管、蔡的地方，尽益封了康叔，建立卫国。（注：蒋善国：《尚书综述》，第241-242页。）
    蒋善国之说十分值得重视。此外再补充一条文献的证据，《尚书正义》《康诰》下之伪《孔传》云：“命康叔之诰。康，圻内国名；叔，封字。”其下《正义》曰：
    以定四年《左传》祝佗云：“命以《康诰》”，故以为命康叔之诰，知康圻内国名者，以管、蔡、郑、霍皆国名，则康亦国名而在圻内。马、王亦然。（注：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02页。）
    孔颖达在此所注虽然是对伪孔传的解说，但是他当时看到的马融、王肃《尚书注》也是这样说的。所以，孔氏是有汉儒之说为根据的，应该说是有道理的。对康叔分封就有两次，第一次在武王时便不为无据。这对夏氏之说形成了反证。
    夏氏的第二条积极证据云，“四十字之中十五年‘冬迁九鼎于洛’，与武王在位史事绝不符合”（注：《也谈》，第12页。）。因为“若将这句记载归到成王十五年，从‘迁’鼎到‘定’鼎的仪式，仅有两年的距离，相当合乎情理”（注：《也谈》，第12页。）。这样的理解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左传》桓公二年臧哀伯云：“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虽然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中对此作了这样一段注：
    宣三年《传》王孙满之言曰：“成王定鼎于郏鄏。”据《尚书》，武王亦无经营洛邑之事。成王之营洛邑，先卜其地，则迁鼎恐非武王事。迁鼎由于克商，克商乃武王，臧哀伯因顺文及之。古人言语简略，未可深求拘执。（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9页。）
    但是杜预在注“成王定鼎于郏鄏”云：“武王迁之，成王定之。”（注：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868页。）这就明确地说，迁鼎在武王时，定鼎在成王时。
    应当说明的是，在古代，“迁鼎”与“定鼎”是有区别的。这里提出两条材料以证之：第一，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云：“第彼言定鼎，此言迁鼎，非一事也。”（注：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74页。）第二，《逸周书·克殷解》云：“（武王）乃命南宫百达、史佚迁九鼎三巫。”（注：关于“三巫”是地名或物品，学者说法不一，见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清经解续编》卷一○三一，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4册，第697页。）可见，迁是一次，即把鼎搬离商都，定又是一次，即决定将鼎置于何处。可是夏氏认为：“洛邑未经经营，武王岂有先迁鼎于洛这理。”（注：《也谈》，第12页。）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逸周书》明文有武王迁鼎，夏氏却非要说没有，而成王迁鼎没有文献的根据，夏氏却一定说有呢？现在的问题是，是否必须先经营洛邑，才能迁鼎？事实上，不营洛邑，也能迁鼎。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迁鼎意味着什么？须知，鼎乃国家政权的象征，是作为天子的标志，武王克商就是取代了商纣的天子地位；在这样的情形下就不能不迁鼎。假如武王不迁鼎，就意味着天子仍然是商的后裔武庚。所以，从中国文化的传统来说，武王迁鼎是历史的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说必须到成王才迁鼎，那么就等于不承认武王克商。基于同样的原因，《今本竹书纪年》殷商成汤纪谱云：“二十七年，迁九鼎于商邑。”商朝的迁鼎决不可能延迟到汤的继承人外丙时才出现。而夏氏之误看来是将迁鼎简单地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搬迁。
    三
    在提出两条积极的证据之后，夏氏又继续讨论这四十字（实际为三十八字）中的其他记载，企图证明这些内容是适合于成王纪年的。据夏氏的看法，《今本竹书纪年》在使用肃慎氏“九年的‘来朝’和十五年的‘来宾’，谅必含有礼仪上的意义”（注：《也谈》，第14页。）。他进而说：
    （成王）九年记载谓“王使荣伯锡肃慎氏命”，大概指出这是肃慎氏第一次来朝。是故，十五年来宾也应该属于成王的纪年。（注：《也谈》，第13-14页。）
    夏氏此处下一“大概”，即见其为推测之辞。他在此文的英文稿中对上述说法进一步解释道：“锡命”是表明一个独立王国首次向盟邦誓约，因此武王十五年的“肃慎氏来宾”应放在成王十五年才顺理成章，以证明它之前的关系（to bespeak a prior relationship）（注：Edward L.Shaughnessy,"On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Bamboo Annals",Harvard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46,no.1（June1986）：173.）。可是，武王时“肃慎来宾”是有不晚于《竹书纪年》的文献为根据的。我们怎么能随意否定有文献依据之说呢？《国语·鲁语下》记孔子之言：“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弩。”至于肃慎于武王时来宾是否违背历史的常理，这是我们要认真考虑的。按《尔雅·释诂》：“宾，服也。”“宾”与“悦、怿、愉、释、协”等字同训为“服”。《国语·楚语上》载：“蛮夷戎狄，不宾久矣。”韦昭注云：“宾，服也。”武王既克商，遣使要求远方之人纳贡以示宾服，肃慎氏因而纳贡品，以示宾服。这就是所谓肃慎氏的“来宾”。至于肃慎氏君长是否于武王时来朝，文献并无记载。到成王时，肃慎氏君长来朝，成王予以锡命。这完全不悖逻辑，在先秦古籍中，凡“朝”皆为一邦之君亲自朝见天子或访问其他邦君。而“聘”则非君主亲自出行，而是遣卿大夫为代表。故《礼记·曲礼》有云：“诸侯士大夫问于诸侯曰聘。”从这一点说，肃慎在武王时来宾是完全可以合乎历史事实的。
    《今本竹书纪年》记武王十五年“初狩方岳”。对此记载，夏氏又有出人意表的理解。他说：
    这不适合武王纪年，反而与成王史事适合。因为“初”字形容动词“狩”，而武王十二年又谓“遂狩于管”，所以武王十五年的“狩方岳”不是初次巡狩。（注：《也谈》，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