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我看来，“初狩方岳”并不表明这是武王即位后首次出巡，“初”字在此是形容“狩方岳”一事，而在此之前的武王十二年“遂狩于管”则是接前文“命监殷”的。“狩于管”是指狩巡管这个城邑，“狩方岳”则指狩四方名山。两者分指不同的事情，并无直接关系。所以在“狩方岳”前有“初”字是很容易理解的。比方说，尽管一个中国人到过了很多中国地方，但后来他第一次去美国，仍然要说他初到美国。
    关于“狩方岳”，雷学淇在《竹书纪年义证》中曾有注解（注：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版，第243-244页。）。其论证的根据是《诗·周颂·时迈》之文“时迈，巡守告祭柴望也”，以及郑玄笺的解释。郑玄云：
    至方岳之下而封禅者，广解巡守所为之事；言封禅者，亦因巡守为之，非言武王得封禅也。（注：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89页。
    雷氏最后又引《墨子·兼爱中》之文为印证：“昔者，武王将事泰山隧。”（注：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73页。孙氏还引阎若璩对《墨子》之文的解说：“玩其文义，乃是武王既定天下后，望祀山川，或初巡狩岱宗祷神之辞，非伐纣时事。”）尽管雷氏的论证不能说就是确定无疑，但是在没有相反证据情况下，夏氏要否定其说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他如果企图使其“武王未尝受方岳”说成立，就需要对上引《墨子》和郑玄对《时迈》之笺作出确有根据的反证。
    夏氏接下来指出：
    如果“初狩方岳”是指王第一次巡守而祭祀四岳，正如注疏家所言，《史记·封禅书》云：“诗云纣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爰周德之洽维成王，成王之封禅则近之矣。”武王死亡之前未能到达泰山举行此种祭祀。到成王即位之后才初次举行这种巡守。（注：《也谈》，第14页。）
    尽管武王曾到泰山与否仍是一个问题，但是“狩于方岳”不一定就是指泰山。孔疏云：“其实理兼四岳，般祀四岳是也。”（注：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89页。）这是一种通情达理的解释。所以，“方岳”很可能是一个非专门用词，指的是一方之岳。这样的话，将“初狩方岳”和“诰于沫邦”联系起来，就应该是指靠近沫邦地区的某山了。那么，武王也未尝不可以去也。
    《今本竹书纪年》记：“武王十六年，箕子来朝。”夏氏则云：“《尚书·洪范》记这次来朝在武王十三年。《竹书纪年》记载十六年来朝，显然有矛盾。”（注：《也谈》，第14页。）那么怎样解释这一矛盾呢？夏氏并未能作出具体说明，在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关于箕子作《洪范》事，现在信者大概不多了。不过，无论是否承认《洪范》为箕子所作，箕子作《洪范》的传说是早已存在的了，至少战国时人就信以为真。这也就表明，作《古本竹书纪年》的人是相信这一说法的。虽据《书序》，《洪范》篇作于武王时，但现代学者一般都认为《洪范》篇作于战国，因为历史上早有传说，才会有人整理传说以成篇（注：参看蒋善国《尚书综述》，第228-232页。）。现在我们就从战国人所接受的传说的意义上，来讨论箕子何时作《洪范》的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的史料依据有四：1.《洪范》本身所说的：“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注：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87页。）2.《尚书大传》云：“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注：陈寿祺辑校：《尚书大传》卷二，《清经解续编》卷三五五，第2册，第410页。）3.《史记·周本纪》所载：“武王已克殷，二后年，问箕子殷所以亡。”（注：司马迁：《史记》卷四，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0页。）4.《史记·宋微子世家》所记：“武王既克殷，访问箕子。”得《洪范》后，“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其后箕子朝周，过故殷墟”（注：司马迁：《史记》卷三八，第1619-1620页。）此四说中，《洪范》本身与《尚书大传》及《史记·周本纪》合，而《史记·宋微子世家》与前三者不合。既然按传说本身论事，那么《洪范》本身便是第一手材料，《尚书大传》成书时代又早于《史记》，自然应该取十三祀说。梁玉绳《史记志疑》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即此意思。梁氏曰：
    《周纪》言克殷后二年访《洪范》，因武王克殷在十一年，而《洪范》称十三祀故耳。与《大传》称武王封箕子朝鲜于十三祀来朝而问《洪范》正合。此谓克殷之后即访《洪范》，既访《洪范》，乃封朝鲜，殊不然。孔《疏》反以《宋世家》为得其实，非也。又有说《洪范》箕子归镐京而作者，亦非。盖《书序》云“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序》自相顾为说，非当年事。（注：梁玉绳：《史记志疑》第2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50页。）
    现在需要说明的是：从以上四条材料来看，箕子与周应该发生过两次关系，而且两次都在武王时，尽管第四条与前三条在细节方面彼此略有出入。可是夏氏却以为，“如果确信《洪范》以及《史记·周本纪》有关箕子的传说，那么箕子十三年朝见武王后就迁徙至今朝鲜”（注：《也谈》，第14页。）他在此显然是把《史记·宋微子世家》所载，混作《洪范》和《史记·周本纪》的内容了。夏氏甚至说：
    他怎么能徙至这样远的地方，而且在三年之内又归到歧周？如果说二十年后归而见成王，就比较合理。（注：《也谈》，第14页。）
    夏氏以为，箕子既然封于朝鲜，就不能在三年之内再朝周。看来他把朝鲜离周都的距离估计得太远了。且不说当时已经有车，即使徒步，也决不至于三年时间还不够在周与朝鲜之间走一个来回。另外，《尚书·洪范》和《史记·周本纪》均未说明箕子在见过武王后就返回朝鲜，怎么能说据此二书呢？而据上书《史记·宋微子世家》，箕子朝周是在武王在位期间。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说箕子在武王十三年见过武王后，三年后又返回来朝周呢？因为这是有文献证据的。夏氏主张箕子在二十年后回来朝周更为合理。但是箕子乃纣之叔父，想必其年岁不会小于武王。武王是在五十多岁时去世的，所以箕子到成王十六年时是否在世已是问题。何况即使他还活着，恐怕也已不堪长途跋涉来朝周。所以我们在分析这一事件时，必须要考察与此事件同时代发生的有关现象的各种关系，夏氏于此似未加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