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为本刊所拟。陈垣《日知录校注》即将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
    《日知录》是顾炎武一生学问和思想的结晶，自言“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陈垣（援庵）先生作《日知录校注》，始于上世纪30年代初，直至50年代后期还在修改补充，历时20余年，是他未刊著作中用时最长、用力最多的一部。
    顾炎武（亭林）是援庵先生崇敬的学者之一。援庵先生第一篇正式的史学论文《元也里可温教考》就曾引用顾炎武的《山东考古录》。20年代，他在北京的一些高等学校讲授“中国年代学”时，以《日知录》中《古人不以甲子名岁》等10条作为教材之一，印发给学生。40年代，他的里程碑式的著作《通鉴胡注表微》，首章《本朝篇》更是直接受到顾炎武的启发。
    上世纪30年代前期，是援庵先生学术、教学与思想进一步深化的时期。在学术上，他对宗教史、元史以及历史文献学的几个分支史讳学、校勘学、年代学的研究，这时都已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正在酝酿着新的研究课题。20年代他在多所高等学校教学的经验，再加上他对大学史学教育的深入思考，也推动他在教学方面的创新。在思想上，“九一八”事变爆发，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他身处北平，直接感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步步进逼，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现实危险。作为一个有强烈爱国心的史学家，此时他已不满足于以“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作为报国之道，还要直接以史学作为战斗的武器。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援庵先生开始作《日知录校注》，同时在史学教学中开创了一门新的课程--“史源学实习”，并把《日知录》作为这门课程的主要教材之一。
    1943年11月24日，身在沦陷区北平的援庵先生，给在迁往大后方的浙江大学任教的方豪写信说：“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两年讲《日知录》，今年讲《鲒埼亭集》，亦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这是夫子自道。“事变”指“九一八”事变；“昆山顾氏”指顾炎武；“趋重实用”指顾氏经世致用之学；所说的“讲《日知录》”，就是指他创设的“史源学实习”课（有时也名“清代史学考证法”）。
    “史源学实习”课的目的，是要提高文史科学生阅读史书、写作论文的能力。他选定一些历史名著作为教材，让学生将文中人名与故事的出处考出，“晦者释之，误者正之”，然后将考证结果写成文章。由于采用实习的方法，学生以发现名著中的错误为乐，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同时，经过自己实践得到的经验教训，与被动地听老师讲解不同，印象比较深刻。这门课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选择教材是本课的关键环节之一。它首先必须是历史名著。在这个前提下，援庵先生提出四条标准：“一、分量不大不小。二、时代不远不近。三、范围不广不狭。四、品格不精不粗。”这里所说的“品格”，是从史源学角度说的，指考证之精粗。根据这四条标准，他先后把赵翼的《廿二史劄记》、顾炎武的《日知录》和全祖望的《鲒琦亭集》作为史源学实习课的教材。他所以在“九一八”事变之后选取《日知录》作为教材，就是因为要使史学“趋重实用”，就是要“正人心，端士习”，在锻炼学生读史、考史能力的同时，还要使他们受到品德教育，特别是爱国主义的教育。
    援庵先生一再教育子弟，教师（特别是大学教师）一定要把教学与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在讲授史源学实习课时，他每布置学生做一次作业，写一篇考证短文，事先总要写一篇范文，然后与学生的优秀作业同时张贴在橱窗上，供同学们观摩比较。不仅如此，他还有一个更大的计划，就是针对这三种教材的特点写三部书，即《廿二史劄记考证》、《日知录校注》和《鲒琦亭集考释》。后来由于形势的发展变化，《廿二史劄记考证》只完成了一小部分，《鲒琦亭集考释》只作了一些散篇，只有《日知录校注》的工作一直坚持下来并基本完成。
    援庵先生当年曾从史源学的角度对这三部历史名著作过比较：“错误以《劄记》为最多，《鲒埼》次之，《日知》较少。”《日知录》在考证方面的错误是较少的，援庵先生为什么还要作《日知录校注》呢？他要解决哪些问题呢？
    《日知录校注》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区分顾炎武的原文与所引之文。援庵先生在说明《校注》的主要内容时写道：“《日知录》引书例不注卷数，又不注起止，每每与自己文章相混，故意做成天衣无缝，读者不能分辨何者为引文，何者为亭林议论。有时原文整段中，完全是引文，只最后有一两句为亭林议论，因此其中‘今’、‘余’、‘国朝’等字，不辨为谁，或以古人语为亭林语。”这段话虽写于半个世纪以前，但近来仍有一些研究者因不注意考察《日知录》的史源而犯“以古人语为亭林语”的错。① 如《日知录》卷十八“心学”条，顾大段引用南宋末黄震《黄氏日钞》的话，有些研究者就误认黄震所说的“理具于吾心而验于事物”是顾的创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