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部引文与原书复查一遍。
    四、少数原稿没有查到出处的引文，尽可能补注出处。
    五、有些在援庵先生当时属于常识、可以不注出处的引文，如《论语》、《孟子》等，也加注出处。
    六、由于校注前后历时20余年，前后体例难免有不一致之处，尽可能加以统一。
    七、黄汝成的“集释”对读者了解《日知录》是有帮助的，援庵先生在作校注时曾认真阅读过“集释”，并对所集的每段文字出处及作者作了考察，也有一些批语。他从校注《日知录》的角度，指出“集释”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大部分“集释”，只是“按《日知录》目录，找清朝相类的文章，如《经世文编》等，汇钞附录在原文之后，故其注释往往与《日知录》原文无关”；二是黄汝成因为没有分辨顾氏原文与引文，有些“集释”将《日知录》引文拦腰截断，容易引起读者的误解。我们遵从援庵先生的意见，在校注中不收“集释”（约15万字），只保留他对“集释”的某些批语。
    八、潘刻本出于政治原因，删去了卷六“素夷狄行乎夷狄”及卷二八“胡服”两条，又将卷十八“心学”、“朱子晚年定论”、“李贽”三条删去了相关文字。援庵先生曾作《〈日知录〉删去各条》一文，据钞本将所删文字补足，现在也补入相关卷、条中。
    九、援庵先生讲授“史源学实习”课时所写的有关《日知录》的四篇范文，现作为本书附录。读者如将这些范文与相应校注对照阅读，将会增进对校注的理解。
    注释：
    ① 参见陈致易《评上世纪九十年代两种〈日知录〉校注本》，《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