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观点中显然有着胡适的影子，它也正是顾先生将观念上的伪和史实的伪相混淆而得出的。但顾先生此说是自相矛盾的。因为顾先生在写上述话时已经看到了大批田野考古出土的文物，（13）顾先生也已经确知甲骨金文的存在并已经知晓它们是商周的遗物，这样，顾先生却对中国历史的时限下了一个“实在只有二千余年，只算得打了一个‘对折’”的结论，这个结论显然与顾先生的所见发生了严重的不合。按照顾先生的说法，根据史料的当下性，“我们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从可资利用的史料的最低限度来看，这一说法是正确的。但顾先生的不足在于他无限夸大了史料的这种当下性，使得“至少”能知道变成了“只能”知道。顾先生的这种过分强调史料的当下性，而没有看到史料“滞后性”的认识误区，致使他对于带有传说性的古史作出了否认的结论。在中国，传说性的古史所涉及的历史范围，主要是上古史和夏朝的历史，也就是说，主要涉及的是文字产生以前的历史。在文字产生以前人类就已经存在，这一点，想必顾先生决不否认。那末，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们也必要传衍他们的历史，这种传衍，只能依靠口耳相传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手段。实际上，相比于已经踏入文明门槛，已经自觉了“造伪”的文明人来说，远古先民的传说倒可能更加淳朴，更加“真实”。例如，与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殷周早期的东夷文化处于同一发展时期的古彝族文化，“从人类始祖希母遮之时，直至撮侏渎之世，共有三十代人。此间并无文字，不过以口授受而已。”（14）古彝族人“对于父系的世次可以追溯很远，一般都在几十代以上。”一直到1949年以前，“每个彝族男孩都必须从小会背诵父系家谱。”（15）如果说古彝族因此而形成他们的“写定的”“典籍”，并由此种典籍再形成他们的“历史”，那末，不能因为这种典籍的后起性，即不能因为这种典籍是由口耳相传而来就否认它的可靠性，更不能因此而怀疑到古彝族人历史的可信性。但是，我们看到，在如何对待传说中的古史问题上，顾先生却恰恰因为过于强调了史料的当下性而作出了否定性的判断。在《古史辨》中，顾先生曾多次指出“神农、黄帝不过是想象中的人物。”（16）禹是带有神性的人物（17），并认为整个夏代的历史是由神话传说演变而来。（18）但是，王国维在作于1925年的《古史新证》中指出，根据《秦公簋》、《齐侯镈锺》这两件春秋时的器铭文，参照《诗·商颂》的记载，可知“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顾先生是想要用考古材料来作结论的，对于《秦公簋》、《齐侯镈锺》这样的器，顾先生应该能够看得到，王国维先生的《古史新证》，顾先生也应当知晓，但顾先生对此都未予以利用，却作出了对传说中的古史和人物的否定性的判断，这就便得顾先生的结论下得过于偏激了。
    三、《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顾颉刚辨伪学内容的一种甄别
    《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是1935年顾先生发表于《古史辨》第五册上的一篇论文，在顾先生的全部疑古著述中占有重要地位。顾先生就五德终始说的缘起和衍布进行了详尽的考察。文中顾先生对于观念意识演变的源流及其作用的分析有非常独到的视角，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问题。例如，顾先生在谈到五德终始说在汉初的实行与汉初社会实际之间的关系问题时指出：董仲舒建立三统说并不是他个人的突发奇想，而是有着当时的社会需要背景的。当时的社会需要，“就是‘行夏之时’”。因为一方面，汉初的统治者有着汉代是“继夏统”而王的政治要求；另一方面，汉初又是一个历法极为混乱的年代。为什么推气运，改历法在汉初那样盛行，汉初何以能够顺利地利用五德气运来运作政治，顾先生在这里提出了“民情”这样一个要素，并将改历法和汉代的政治需要结合起来进行考察。顾先生这里的论述非常深刻。就《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来看，关于秦到汉初间的那一部分，顾先生的叙述无疑是最出色的，它使人明了了弥漫于秦到汉初间的五德终始说怎样左右着当时的政治。
    当然，《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顾先生的论述也有不足。顾先生的不足在于他往往偏离了自己所主张的“演进说”的轨道，最典型的例证就是顾先生坚持邹衍创始五行说和刘歆造伪说。按照“演进说”，看待历史的视角主要不应放在个人身上而应当对准“过程”本身。而顾先生所坚持的邹衍创始五行说和刘歆造伪说，恰恰忽略了“过程”，不恰当地夸大了邹衍和刘歆个人的作用。
    1.巫史文化：五德终始说的思想源头
    《荀子·非十二子》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才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讙讙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荀子》此说是典籍中有关五德终始说起源的最早记载。荀子的这一段话中“案往旧造说”五个字最为关键。顾先生在解释其涵义时认为：“从荀子眼光看来，这五行说是案了往旧之文（或传闻）杜造出来的，其说甚僻违，甚幽隐，甚闭约。”（19）我认为，顾先生的这一解释不尽符合或者说偏离了荀子的原意。荀子的“案往旧”不能说是案了往旧之“文”，更不能说是案了往旧的“传闻”，而应当将其理解为五行说的缘起是有历史资源为之根据的。所以，荀子的“造说”的“造”字，也就不能理解为是哪一个人在那里“杜造”出一套五行说，而应当理解为某一位思想家根据以往业已存在的历史资源对五行说的“造就”。在文章中，顾先生一再强调邹衍“自己造出整整齐齐的一大套五行说，用之于历史上，说明历代的符应及其为治之宜，这是很可能的事。”（20）“五德转移说是邹衍创造的。”（21）这使我们觉得，顾先生重“造说”而轻视了“往旧”，也就是说，顾先生重视的是邹衍个人的造伪（造说）作用，而没有将五行说的缘起看作是一个“演进”的过程。我认为，五行说的起源，如果到上古时的“巫史不分”中去寻找，从“史”所留给后世的历史资源中去探讨五行说的缘起，这样似乎更加符合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