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人类从现实的需要中创造出文字以后，被马克思称之为“真正的分工”--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出现了。与此同时，最早的“脑力劳动工作者”--僧侣也产生了。我在本文中将僧侣一概称为“巫”，因为僧侣的最初职能是进行占卜，用以知天象，定人事；而巫史不分，则是指最初的“巫”和“史”的职能的统一。巫史不分以及巫史掌握并垄断“教化权”，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初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徵之于古代东西方如古埃及、两河流域巴比伦、古印度以及希腊、罗马莫不皆然。（22）揆之于中国的史实尤其如此。
    在文字学上，“史”的本义是指史官。河南城子崖夏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十六块经过烘烤的卜骨，推想夏代已有了从事占卜的史官。史官之名，卜辞中载有史、作册、大史、小史、御史、卿史等，从甲骨文、金文中的大量史料看，“史”与“巫”、“祝”职司相类，他们都是掌天象、卜吉凶、定人事的官吏。所以，“巫史不分”，这在中国也是一个通则。这种认识，直到东汉时人们还有论述。王符《潜夫论》：“巫史祈祝者，盖所以交鬼神而救细微尔。”（23）
    巫史不分，巫史同时又垄断着教化权。举凡与文字有关的工作如定历法、记事、作册命、制禄命官等等都掌握在史官手中。典、谟、训、诰等一切文书，均秘藏于官府也就是垄断于史官之手。《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策有典。”“学在官府”，民间无书，惟官府有书；民间无学，惟官府有学。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命脉在农业，春耕夏种，秋收冬藏，农业的操作又全在历法的指导下进行，这样，制定历法、报道农时之权，也就当然掌握在了巫史手中。这正如《国语·周语上》所说：“古时候大史依照时令察看土情”，“阳瘅愤盈，土气震发，农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庙，土乃脉发。”巫史主知天道，月落日出，朔望交替，四时变更，周而复始，天道的这种“循环”，是当时的人类对天体的运动和变化所仅能达到的最高认知水平，巫史的认识不可能超过这一水平。他们不仅据此制定历法以适应自然，而且这种通过观察自然后得出的结论，反转来也深刻地影响着巫史本身，它成为巫史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循环论”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以天象定人事的认识论，这是巫史遗留给后世影响最大的两笔文化遗产。春秋以后，随着王室的衰微，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官府豢养的巫史逐渐地散布到民间。在这一过程中，巫史也将他们的历史观、方法论传播到民间。这其中以天象定人事应当是史官文化对于民众最具影响力的思想之一。《左传》和《国语》中都载有晋、齐、鲁、秦、陈、卫、楚等诸侯国筮占的实例。（24）这些筮占的实例，虽然并不全部由史官来操作，但从筮占发生的源流上来看，筮占起源于史官文化应当是没有异议的。后起的“五德终始说”最早的精神源泉正在于此。有了这样一层基础性的铺垫，到了战国时才会有邹衍一类人在先前历史资源基础上的“创建”五德终始说。因此，上述对于上古时代巫史不分的论述，便也可权当是对于顾先生“邹衍‘创建’五德终始说”的一点补充。
    2.刘歆造伪说商榷
    关于刘歆造伪一事，顾先生盖因受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影响太甚，所以，顾先生所论，亦就不免如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之有容商榷者。
    顾先生刘歆造伪说之不确，举其荦荦大者，约有数端：
    （1）顾先生过于凸现了王莽对于古文经学的重视，而忽视了王莽对今文经学同样要加利用。就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家来看，王莽在篡汉的过程中使用最多的还是今文。顾先生自己所引用的史料虽然一再证明了这一点，但顾先生一味强调的却是王莽对古文经学的重视，似乎惟有古文经学是王莽篡汉的帮凶。顾先生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视为冰炭难容的两家，他尤其没有看到在王莽时代已经非常明显地存在着的今古文经学两派的“杂采互用”亦即今古文经学的“合流”。例如，顾先生曾经指出了王莽时代“杂用”今古的两条例证：一条是平帝四年太保王舜等人所上的奏言；一条是王莽自己的杂用今古。关于王舜的奏言，顾先生文第513页引王舜说：“《春秋》列功德之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惟至德大贤然后能之。”王舜所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引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左传》此说《公羊》、《谷梁》无载，而王舜谓“《春秋》”云云，是王舜不仅“杂采”了《左传》，且认为《左传》是“传”《春秋》的。关于王舜，顾先生特意指出了他是王莽的“腹心”，这说明，即使在王莽集团的内部，本来也就存在着“杂用”今古的倾向而非视今古文经学两家为水火不容。关于王莽那一条，顾先生文第522页引王莽说：“《尚书·康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摄称王之文也。《春秋》：‘隐公不言即位，摄也。’此二经，周公、孔子所定，盖为后法。”王莽“隐公不言即位，摄也”语，引自《左传·隐公元年》。此语《公羊》、《谷梁》亦无载，而王莽谓“《春秋》”云云，是王莽也不仅“杂采”《左传》，且也同样认为《左传》“传”《春秋》。我们曾经指出，就价值观来说，今古文经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抵牾而是基本的一致。这是今古文经两家能够最终“合流”的内在根据。今古两家的合流，早在汉初贾谊时就已初露了端倪，下至于汉中叶张敞、眭弘乃至于汉末严彭租、龚胜、翼奉、杜邺均“杂采”古文入今文，这才有了东汉时郑玄的以古文为主，兼采今文，遍注群经，也就是最终实现了今古文经的合流。就王莽这样的政治家来说，学术不过是他们的政治工具而已，无论今文、古文，有用辄可，“家派”云云，无所计耳。
    （2）关于《周礼》。顾先生文第522页指出，在王莽居摄三年（公元8年）所说的一段话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发得《周礼》以明因监。’《周礼》这部书，大家相信是周公致太平之迹，然而溯其来源则由于王莽的‘发得’。”但就在顾先生文第515页就曾经指出，早在平帝四年（公元4年）时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列侯九百零二人所上的奏言中就已经提到了《周礼》。该奏言谓“谨以六艺通义经文所见，《周官》、《礼记》宜于今者，为九命之锡。臣请命锡！”按顾先生所引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列侯九百零二人提到了《周礼》，是《周礼》当时已尽为天下人所知的明证，绝非王莽、刘歆伪造。又上述大臣提到《周礼》时已较公元8年早了4年，是顾先生文第515页所引已否定了他自己第522页所得出的“《周礼》这部书，溯其来源则由于王莽的‘发得’”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