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传入中国的西学，对于清代学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是一个自晚清迄今，一直受到众多学者关注而又引人深思的重要课题。特别是近30年来，随着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以及相关文献资料的丰富，许多学者不断地扩大研究视域，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做了大量深入的探讨，拥有了丰硕的成果，如钱宝琮、刘钝、韩琦等一批学者，从政治文化背景和中西科技交流史的角度，讨论了“西学中源”说的历史源流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既有宏观的视野，又有微观的透视，其成果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①。笔者在汲取前贤时彦成果的基础上，着力对颇有争议的乾嘉学术的领军人物戴震(1724-1777年，字东原)做一个案研究，从众多官僚、学者对待西学的态度入手，来探讨戴氏从徽州乡野来到京师后，以素衣秀才的身份，为何能够迅速确立其学术地位，以及与“西学中源”说的关系问题。本文拟从学术人物命运的比较、戴震的学术方法论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诸方面，加以发掘和总结，以期从中窥见中西学术文化交流中相关相接的纷繁现象，和传统士大夫在文化碰撞时期的复杂心态。
    1 戴震之前西学研究者的命运与启示
    明清之际迄于乾嘉时期，朝廷上下倡导经世致用之学，为西学的融入准备了环境和条件，但也出现了复杂的局面。正如席泽宗所论，一时朝野在是否接受西方科学的问题上有三种态度：全盘拒绝、全盘接收和批判地接受([1]，113页)。在地域上，江南经济富庶，文化兴盛，西学东渐之风最先在此激荡②。而此时的有识之士却对西学大多持保守态度。如浙东黄宗羲就曾由“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古语，推导出“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2]，222页)。康熙朝的徽州人杨光先，奏称：“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3]，75页)宣城梅文鼎曾受李光地的“特别指点”，而在会通中西算学时，就极力提倡和证明“西学中源”说，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从梅文鼎的几封《答李安溪先生书》中也可窥见其中的端倪。梅氏自称初为此学，苦无问津之人。“每忆畴昔追随之乐，始信古人借师友之切磋，以成其德业，良非虚语”([4]，19-22页)。李光地还特意为梅氏刊刻了《历学疑问》，并在康熙帝南巡时，将此书进呈御览。此书会通中西算学，而以“西学中源”思想为前提。上谕称“此人用力深，书甚细心”。梅氏的做法甚合帝意，也得到了康熙的特意表彰。于是，梅氏感恩戴德，在数学著述甚至诗文酬和中都大力宣扬圣祖观点，言：“伏读圣制《三角形论》，谓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尔。天语煌煌，可息诸家聚讼。”([4]，329页)并在稍后刊刻的《历学疑问补》中，更为大胆地宣讲“西学中源”说。③康熙帝二次南巡时，对梅氏“赐坐移时，垂问道数精微”，并赋予“绩学参微”的至高奖赏。朝臣们艳羡之云：“文鼎以草野书生，乃能覃思切究，洞悉源流。其所论著皆足以通中西之旨，而折今古之中。自郭守敬以来，罕见其比。其受圣天子特达之知，固非偶然矣。”([5]，900页)一“草野书生”能受“天子特达之知”，并非易事，而梅氏“洞悉源流”的“心细”，当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梅文鼎之孙梅瑴成继承乃祖的学术思想，确信“西学中源”之说，并积极参与会通中西算学的事业。圣祖因此特擢其供奉内廷，并赐予他进士出身，又主持了钦定《数理精蕴》的编纂工作。这种无需参加科举考试而能轻取官禄之事，比起在孤灯黄卷下苦读四书五经而登上仕途者都更为荣耀。由此可见，学者顺应时代风气，能得一时之利。又如前言杨光先，就是因为猛烈攻击耶稣会士汤若望，而能在中西历法之争的舞台上取得钦天监正之位。由此可见，对待西学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士人的命运。
    宣城与徽州为邻邑，对于梅文鼎的著述，江永早有领略，并自称“私淑”弟子。但对梅氏“主中而黜西”的做法，江氏却不以为然，于是，“就先生之书衍绎之，或补所未言，或发所未竟。信者阐明，疑者辩难，约得八卷，名曰《翼梅》。”([6]，《序言》)如江氏认为岁实无消长，就与梅氏说相抵牾，曰：“日平行於黄道，是为恒气、恒岁实，因有本轮、均轮、高冲之差而生盈缩，谓之视行。视行者，日之实体所至；而平行者，本轮之心也。”([6]，“岁实消长”)。此外，在恒气注历辨、冬至记录、中西合法拟草和天体运行体系等方面，江永对梅文鼎也多有批评。钱大昕站在保守派的立场上，指出：“江氏乃创为本无消长之说，极诋杨(光辅)、郭(守敬)，以附会西人。”([7]，566页)此言似是而非。事实上，江永的《历学补论》、《推步法解》、《中西合法拟草》就是直接采用西方本轮、均轮之说，不是“附会”，而是毫无隐讳。梅瑴成对江氏则更有意见，称：“庚申年间江永来京，以所著《翼梅》请求序言。但其颠倒于先人者至矣。盖其泥于西说，固执而不能变；于古人创始之功，则尽忘之。”([8]，卷56)④
    梅瑴成与江永同岁，情感友善而学术思想歧异。乾隆五年，江永受程恂之邀，游学京师，冀得任用而终未果。归里之时，梅瑴成赠言江永有“殚精已入欧逻室，用夏还思亚圣言”之语，其中劝戒寓意，显而易见。江永当然深知其意，但仍坚持己见。钱大昕曾对此有所评论，云：“西士之术，固有胜于中法者，习其术可也，习其术而为所愚弄，不可也……持江氏之权度以适市，必为司市所挞矣。向闻循斋总宪不喜江说，疑其有意抑之。今读其书，乃知循斋能承家学，识见非江所及。”([7]，567页)钱大昕之言正可补充梅瑴成的未尽之意，由此也透露出江氏之所以在京师未得任用的信息。应当承认，江永治学问朴实而开明，不在梅文鼎、戴震之下，之所以未得到朝廷和名士们的赏识拔擢，就是不识时务。他在西学的“低谷”时期，却为之申明和呐喊，自然是到处碰壁。江永《翼梅》的固执西学及学术界对它的反响，也为我们理解国人在西学冲击下的困惑，以及西学在中土发展史上的艰难困境提供了生动的案例：江永未能如杨光先一般，逞一时之气而得意外之禄；也没有像梅文鼎遇到李光地那种深谙帝意的大臣，给予适时的点拨。他在崇祖法古的时代大讲西学，结果自然是寂寞而归。
    对于江永的做法和结局，其弟子戴震看得最为清楚。他推崇江永研究西学的成就，但在思想上却与保守派站在一边。这个矛盾使得钱大昕甚是困惑，曾质问戴震，为何称赞江永的推步之学不在宣城下，而以为“宣城能用西学，江氏则为西人所用而已。及观其冬至权度，益哑然失笑”([7]，565页)，并指出：“当今学通天人者，莫如足下，而独推江无异辞。岂少习于江，而特为之延誉耶？抑更有说，以解仆之惑耶？请再质之足下。”([7]，567页)钱氏的这一困惑，一方面暗示了江永的学术命运，同时也说明了戴震在西学问题上，有着与众不同的思想和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