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易以新名，饰以古义”的做法与反响
    杨光先是戴震的同乡前辈，东原对杨氏的事迹也熟知本末；梅文鼎及其著述是东原学习天算学的基础；至于江永及其在京师的遭遇，东原在请教江氏于歙西溪不疏园之时，自然也会有所聆听⑤。杨、梅、江三人的学问和命运，在东原心中定有所反映和权衡。
    戴震生于徽商之家，“自幼为贾贩，转运千里”([9]，356页)，因外出经商所需而对天文历法和算学用力颇深。后拜江永为师，与之讨论天算声律之学。洪榜称：婺源江永，治经数十年，博综淹贯，岿然大师。戴震一见倾心，取平日所学就正焉。“江先生见其盛年博学，相得甚欢。一日，举历算中数事问先生(指戴震)曰：‘吾有所疑，十余年未能决。’先生请其书谛观之，因为剖析比较，言其所以然。江先生惊喜，叹曰：‘累岁之疑，一日而释，其敏不可及也。’先生亦叹江先生之学周详精整。”([10]，卷50)东原能为“岿然大师”剖析解疑，则其天文历算的水平可想而知。
    然而，“戴震虽学于江氏，得西洋历算之真传，而所有论著则皆受时代思潮之影响，未能贯彻江氏实事求是之精神”([11]，145页)，却成为后人诟病东原的一个口实。王国维抨击戴震对江永未尝“笃在三之谊，但呼之曰婺源老儒江慎修”，其理由之一就是戴氏“象数之学根于西法，与江氏同；而不肯公言等韵西法，与江氏异”([12]，166页)。那么，戴震有怎样的“不得已”而“讳言”西学？在借鉴前人成果基础上，又如何开拓新路径？这正是本文所需把握的问题意识。
    “自雍正元年以后，西洋最新学说既少输入之机会，乾隆朝复以政府之力从事振兴中国旧学。一时学者又转而尊古排外，学术思潮为之一变”([11]，145页)，当时的学术大势大致如此。从戴震(雍正元年至乾隆四十二年)生活的时代看，研究西学必须以中国旧学为核心，并在思想上与朝廷保持一致，是当时政治学术的趋向。在此情况下，戴震要在天算学上有所开拓，既要继承，又不能违背朝廷的禁忌，其难度可想而知。
    诚如数学史家钱宝琮所论：“戴氏在四库馆未开以前，所撰书如《句股割圜记》、《迎日推策记》诸篇尽属西学，徒以古人传记之文体重为编纂，几使读之者疑其为中学所固有。在四库馆既开之后，震多见中国旧有之历算著作，所撰天文算法类书提要又竭力为旧学宣传。”([11]，145页)钱宝琮从整理和研究东原的天文算学类著作入手，指出戴氏多用中国旧学名称替换西学概念，使人疑为中国本来所有，不足为奇。譬如《句股割圜记》即以中国传统的勾股弧矢、割圜术为立法根据，来推演出三角学的基本公式。其上篇称圆曰圜；称角曰觚，线段曰矩；称直角三角形锐角之对边曰句，底边曰股，斜边曰弦，后又改称经隅(用《周髀算经》旧名)；称直角曰倨句角中矩，锐角曰句于句股，钝角曰倨于句股(用《考工记》旧名)；称正弦曰内矩分，余弦曰次内矩分，正切曰矩分，余切曰次矩分，正割曰径引数，余割曰次引数；称角度曰圜度，或曰规度，继改称规限，最后定为圜限；称两三角形相似曰同度，后改称同限；称对角曰正觚，夹角曰本觚(以上用新定名词)。中篇称赤经之余弧曰纬度，后改称纬限；称黄经之余弧曰纬弧；称黄赤道交角曰经度，后改称经限；称赤纬曰经弧。用经纬二字与古畴人家言及《新法算书》俱不合，尤易引起误解。其他名词与同时代算学著作互异者尚多，兹不具录。在天文学方面如《迎日推策记》，记日月五星之轨道，大致以江氏《翼梅》卷五《七政衍说》为宗。但变易旧有名词：称本轮曰左旋之规，均轮曰右旋之规，月行之负圈曰附缀之规，次轮曰次右旋之规，次均轮曰次左旋之规。复以中国古代天文家言附会其说。又论天体测望常有地半径差及蒙气差，为推步者之所宜注意。全篇言简意赅，颇不易读。([11]，151-156页)此外，综观戴震早年著《蠃旋车记》和《自转车记》，述机械省力之法，皆原本于熊三拔的《泰西水法》；又将梅文鼎会通中西的《筹算》加以改造，撰成古算学式的《策算》一书；其《九道八行说》一文则专论月道与黄道之离合，却因两汉天文律历志皆有九道八行之名而无明确的诠释，又别立一说，以为新解。戴震称自己的做法为“古法之废，而宜举者在此”。([13]，313-315页)
    戴震的做法是借徐光启的“镕西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⑥路数而来，只是比徐氏更为深入且具实证，这样便使许多人感到莫名其妙，即使如戴震的私淑弟子凌廷堪亦云：
    戴氏《勾股割圜记》唯斜弧两边夹一角及三边求角，用矢较不用余弦，为补梅氏所未及，其余皆梅氏成法，但易以新名耳。如上篇即《平三角举要》也，中篇即《堑堵测量》也，下篇即《环中黍尺》也。其所易新名，如角曰觚，边曰距，切曰矩……记中所立新名，惧读之者不解，乃托吴思孝注之。如矩分今曰正切云云。夫古有是名而今曰某某可也。今戴氏所立之名皆后于西法，是西法古而戴氏今矣，而反以西法为今，何也？凡此皆窃所未喻者。([14]，213-214页)
    凌廷堪认为：“西人之说既合于古圣人，自当兼收并采，以辅吾之所未逮，不可阴用其学而阳斥之，则排其为异者，亦过矣。”([14]，39页)戴震确实“阴用”了西学，但并没有“阳斥”西学。因为《勾股割圜记》等书就是根本于江氏《翼梅》而来，《翼梅》则为补正梅氏《环中黍尺》、《平三角举要》所作，而梅氏诸书又多为阐发西学而成。如此推论，则东原之书便是间接地由西学转化而来。戴震与江、梅的不同之处，不在于他有新的发明，而是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就是使中国古学具有西学的内容，并把中学里的这些内容挖掘出来，并加以展示，变换名词概念就是一种较为策略的手段而已。翻检戴震的《迎日推策记》，可见文中密密麻麻的夹注，皆为解释这些名词概念之用。更有甚者，东原对所创立的新名，惧怕读者费解，于是又托名吴思孝作注。其受业弟子段玉裁曾记录此事云：“《勾股割圜记》以西法为之，注亦先生所自为，假名吴君思孝。皆如左太冲《三都赋注》假名张载、刘逵也。”([13]，662页)段氏识破了其中原委，因袒护师门而未作展开，不及凌氏直截了当。此书还有吴思孝的刊刻本，其序文云：“戴君以所为《勾股割圜记》示余，读其文殆非秦汉以后书。其于古今步算之大全，约以二千言而尽，可谓奇矣……记中立法称名，一用古义，盖若刘原甫之礼补亡，欲重古人传记之后，不得不尔也。余独虑习今者未能骤通于古，乃附注今之平三角弧三角法于下。”⑦戴震如此周折，其中定有“不得不尔”的苦衷。根据段玉裁《戴先生年谱》所附的记录，也有数条涉及此事，可以窥得言外之意。戴氏云：“精神好时，《勾股割圜记》三篇不必要注，便就本文可以了然”；“《割圜》全体，只吃一杯茶时，洞然了澈”；“《割圜》上两篇成，下一篇难做，却取太史公《信陵君列传》玩味一番，遂成下篇”([13]，714-716页)；又称自己所作的13篇礼学论文“须注乃明”。此中透露的信息有：(一)东原本人读此书勿需注解，若无注，则他人会茫然不解；(二)信陵君的最大贡献是“窃符救赵”，而此言也正暴露出戴氏“窃西救中”而托名作注的行迹所在。
    另据钱宝琮考证：“秦蕙田《五礼通考》出版以后，震复将《割圜记》原稿屡屡改易。后出之稿所用名词又与前稿稍有不同。”([11]，631页)如果参照梅文鼎受李光地点拨之例，也可以推测东原入都之时，曾在秦蕙田、纪昀等人的暗示和引导下，进一步以“中学”去掩饰“西学”，重新修订《勾股割圜记》，并为《考工记图》加注。且在当年夏天又作了《周礼太史正岁年解》和《周髀北极璇玑四游解》二篇类似《勾股割圜记》的文字，但“设无自撰图注及吴思孝补注，《勾股割圜记》之难读，恐非残碑断碣所可比拟矣”([11]，630页)。东原自己也说：“因《周髀》首章之言，衍而极之，以备步算之大全，补六艺之逸简。治经之士于博见洽闻，或有涉乎此也。”([15]，250页)东原此言自相矛盾：既然是为研治经学者提供“博见洽闻”，却做得文章似残碑断碣，殆非秦汉以后文字，比上古经文还要难读，怎么能说这是为解经服务呢？这种糅合中西，依托《周髀》的做法，已使后学者如坐云雾。焦循就指出东原之书，务为简奥，变易旧名，恒不易了。又云：“徽州之学，自江文学永倡其先，戴庶常震踵而兴焉。江氏精西人法，戴氏饰以古《九章》、《割圜》，故天文术算，与宣城梅氏相伯仲。”[16]徽州算学之盛，江、戴路径之异，于此可见一斑。刘世仲曾以风趣之语称：勿庵之书唯恐人一解，东原之书唯恐人能解([11]，149页)；章学诚更是叹言：“后学向慕，而闻其恍惚玄渺之言，则疑不敢决，至今未能定戴为何如人。”([17]，277页)钱宝琮对此也甚感到迷惑，说：“震撰诸书提要，于天文算法书之源流演变，未尝不三致意焉。惜所举古法往往渺茫难稽，必欲附会之，以为后世新法之所自出，持论自多武断。”([11]，158页)并多次批评东原“多事”，“颠倒古今”，“非愚即妄”，“殊难索解”，诸如此类。其实他们都是未能“知人论世”，充分理解戴震“阴用而阳拒”的矛盾苦衷。但众多的指责，也从侧面表现出戴震独辟蹊径的处理手段，及其学术方法论的深刻影响力。
    章学诚诋毁戴震最早且最力，其中最为不满的就是戴氏的善变。常言“戴君故为高论，出入天渊，使人不可测识”，并以其亲身经历描述了东原的机敏和变通，云：
    戴氏生平口谈，约有三种：与中朝显官负重望者，则多依违其说，间出己意，必度其人所可解者，略见锋颖，不肯竟其辞也；与及门之士，则授业解惑，实有资益；与钦风慕名，而未能遽受教者，则多为慌惚无据，玄之又玄，使人无可捉摸，而疑天疑命，终莫能定……而不知戴君当日特以依违其言，而其所以自立，不在此也。([17]，276-277页)⑧
    且不论章学诚的微词是否属实，但我们从中看到的是戴震的灵活机智、因事而异的处世方法。以“明修中学，暗渡西学”的偷梁换柱的手段，使得处世圆融的一时“馆阁通人”皆“敛衽”问学于戴。纪昀、王鸣盛、钱大昕、王昶、朱筠，俱闻戴震之名，登门造访，“叩其学，听其言，观其书，莫不击节叹赏，于是声重京师，名公卿争相交焉。金匮秦文恭公闻其善步算，即日命驾，延主其邸，朝夕讲论《五礼通考》中《观象授时》一门，以为闻所未闻也。文恭全载先生《句股割圜记》三篇，为古今算法大全之范，其全书往往采先生说。”([18]，667页)姚鼐《赠戴东原》一诗记此时的东原风采云：“新闻高论诎田巴，槐市秋来步落花。……未必蒲轮征晚至，即今名已动京华。”([19]，520页)戴震的“新闻高论”既然能使善辩的田巴屈服，那么，来访的学界高人如何或被东原的新法所折服，或为其高论所蒙蔽，已不得而知，但段氏所言定然不虚。这位来自偏僻山中的穷秀才，一时“声重京师”，占尽风流。究其实，戴震在“西学中源”问题上的方法论，是其成功的题中应有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