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戴震做法的启示与评价
    戴震是乾嘉学术的杰出代表，他在西学的沉寂时期，以另类的手段来处理“西学中源”的问题，既切合统治者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使西学以另一种形式得到继续研究和发展，这一做法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这虽然只是个案，但通过戴震个人和周围关系的梳理，可以折射出大多数传统士大夫在文化碰撞时期的心态。历史的必然性，只有透过历史的偶然性才能显现。查检这一时期在学术上能够得到朝廷信任的大学者，莫不力主“西学中源”之说。
    东原起自寒微，仅以其学识周旋于名公巨卿之间。他不愿意像江永一样蛰居乡间，课徒终身，也不能像梅文鼎那样从容裕如地以著述终身。他要为衣食奔走于官宦和富商之门，不得不迎合社会需要，顺从官方意志。戴震顺应了这一学术大势，并在理论与实践上多方加以证明，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人选，实现了徐光启所向往的“超胜”目标。诸可宝称“勿庵兴而算学显，东原起而算学尊”(11)，即是对这一代算学发展的精炼总结；梁启超称“戴震全属西洋思想，而必自谓出孔子”([28]，89页)，也是对东原学术思想的高度概括。
    也许有学者对戴震这种阳为古学、阴售西术的取巧行为不能认同，以为有悖于“士志于道”、“独尊儒术”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形象。但对于历史人物，后人应予以“知人论世”的“同情之理解”。林甘泉先生曾对古代“士”的政治关怀与社会地位问题，有个颇为中肯的看法，适用于此：
    封建社会的知识阶层是一定社会关系的载体，它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决定了它不能不依附于封建统治阶级。我们没有必要否认这种依附性，更不能用儒家的道统观念来装饰古代的知识阶层，给它涂上一层比政治权力更为强势的高贵而虚幻的光圈。把历史的真实内容还给历史，这才是我们从事历史研究的真正任务。[29]
    任何学者个人的学术生涯，都要受一定时代条件、社会状况和学术发展的影响。汉代就有公孙弘“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悦之”，戴震也不能例外。其后，阮元作为“西学中源”说的弘扬者和护法神，他明知戴震“易以新名，饰以古义”，却仍阐扬其“以绍前哲，用遗来学”之功不在梅文鼎之下。在编纂《畴人传》时极力表彰东原，云：“西法三角八线，即古之勾股弧矢，自西学盛行，而古法转昧。[东原]取梅文鼎所著《三角法举要》、《堑堵测量》、《环中黍尺》三书之法，易以新名，饰以古义，作《勾股割圜记》三篇，言因《周髀》首章之言，衍而极之，以备步算之大全，补六艺之逸简。”又说：
    [戴震]所为步算诸书，类皆以经义润色，缜密简要，准古作者，而又网罗算氏，缀辑遗经，以绍前哲，用遗来学。盖自有戴氏，天下学者乃不敢轻言算数，而其道始尊。然则戴之功，又岂在宣城下哉？([30]，卷42《戴震》)
    也许阮元对东原的做法心知肚明，知道在“西学中源”问题上，如果仅仅一味重复前人之说，就不能使人心悦诚服。而戴震的大胆创新，将西学内容饰以中土形式，是基于他对中西文化的宏观把握、深厚的旧学功底和治学方法的灵活多变。在当时虽然未能做到“理求其是”，有悖于清儒“实事求是”的一贯主张，却也达到了“事求适用”的效果。
    戴震在西学的挑战面前，以古学掩饰其西学，他的“超胜”在今天看来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进步，但在一定程度上掀起了天算学研究的高潮，以至于道咸以后，在中国古算学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基础上，引进近代西方科学才有了较好的发展空间。梁启超盛赞东原“于西来法，食而能化”，又云：“戴震校《周髀》以后迄六朝唐人算书十种，命曰《算经》。自尔而后，经学家十九兼治天算。”“自是所谓西学者渐兴矣”。([28]，57页)戴震“备步算之大全，补六艺之逸简”而辑成《算经十书》，重建了中国传统数学体系和学术自尊，可谓功不可没。西方学者也曾就乾嘉时期中国科学界的状况做过评论，云：
    中国天才的数学家们接受简捷易行的西方方法的基本训练后，把思想成熟的年华献给重建传统精密科学的事业之中。这种研究程式直到19世纪才有所改变。戴震受欧洲科学挑战的刺激，致力于古代天算文献的发掘，这些文献显示了传统历学研究领域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31]，44页)
    中国的当代学者对戴震的做法已有了比较平实公正的认识，认为戴震等人对传统天算学的发掘、整理和研究，使众多的中国儒士了解到中国传统科学的优秀成果。中西数学、天文历法的比较也使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融合。([32]，99页)实际上，“到了乾隆时代，一些文人仍怀有强烈的‘自立’精神”[33]。姑且不论戴震的“西学中源”说，是出于他的“趋炎附势”，还是他真正具有文化保守思想，但在客观上起到了弘扬古学、增强民族气节和自信心的作用，对当下的崇洋媚外、全盘西化思想也是一种教育，因为“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确是国人文明进步的圣贤遗训。正是清儒这种传统思维的影响，所以“西方的数学知识甚至在两个世纪中导致了有关中国数学史上的一场大运动，但这些新鲜事物并没有动摇实质性的内容，即他们自己的世界观。”([34]，85页)历史自有公论，前人足迹堪为后人借鉴。戴震的艰难选择，也反映了传统中国在走向现代化历程中的困惑与漫长。
    近年来，清代学术史研究日趋活跃，戴震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对于戴震的研究，无论是其哲学、经学，还是语言学、天文地理学，人们的关注焦点也重在他的方法论。而东原在前人的“缝隙”中寻到出路，也主要是依靠研究方法的创新。他常言：“书言其常，用随其变。”([23]，444页)“但宜推求，勿为株守”([13]278页)；“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13]，373页)，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勇于打破常规。譬如，他在文字学上的“四体二用”理论；经学训诂上“以经考字，以字考经”的方法；而为人熟知的《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正是按照西学《几何原本》的体例撰写的。他不取传统的“疏证”体例，而遵循《几何原本》中的定义、公理、证明、演绎等逻辑程序展开。这种逻辑方法虽然在17、18世纪风行欧洲，但在中国哲学史上运用这种方法，戴震却是第一人。它不仅给人以耳目一新，而且标志着戴震在思维方式上已经突破传统而迈入近代[35]。王力曾经指出：清代小学的发达与西洋科学的引进有一定关系，戴震深通西学，有科学头脑，一理通，百理融，研究学问自然比前人高出一等[36]。戴震不仅在以上诸方面有独到见解，在对待西学问题上也有令人惊奇的创新。这正是他能够兼涉多域、异军突起、引领风气的关键所在。在上述诸多学者和官僚中，杨光先、李光地、梅文鼎、梅瑴成、江永、阮元等人都同样研究过西学，但结局各不相同。而戴震研究西学，能够巧妙地把西方科技知识融合到中国传统学术中去，使人“以为其所固有”，既迎合了朝廷的“西学中源”说，又变相地介绍和推广了西学知识，也使自己迅速获得了学术界和朝廷的普遍认同和肯定，成为继徐光启、梅文鼎之后，在西学问题处理上颇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西学中源”说这个中西关系史上的重要命题，经过康熙与乾隆的提倡、李光地与梅文鼎的附和、戴震和阮元的极力证明，最终成为清代学术思想文化中的主流意识。其后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学说又多方发扬，又成为晚清对待西学的主调，并影响到20世纪初的西学观。(12)
    致谢 2008年，笔者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祖武先生做访问学者，本文承蒙先生批阅改正。并应历史所之邀以此题作报告，得诸同仁教诲。今又得评审专家指正修改，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