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其说虽旧，“其命维新”--岁至期颐的“唐宋变革说”
    “唐宋变革说”长期以来受到国际学界的普遍关注，迄今仍不失其影响力①。如所周知，此说系日本京都历史学派奠基人内藤湖南氏所创立。据《内藤湖南全集》第10卷卷末湖南哲嗣内藤乾吉所撰“后记”，湖南于明治四十年(1907)就任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讲师，担纲“东洋史学讲座”。他在当年即开出“普通讲义”课程“东洋史概论·支那古代史”，次年开出“特殊讲义”课程“清朝建国史”，又于明治四十二年(1909)开讲“东洋史概论·支那近世史”。当时内藤湖南为讲授“支那近世史”，亲笔撰写了备课笔记，内藤乾吉在“后记”中，原文照录了备课笔记中的“绪言”部分，同书扉页还影印了该备课笔记中的一页手稿。《绪言》开宗明义即称：“若说近世史应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应当是宋以后。”然后分别论述了宋代在政治(从权力争夺中超然独立的皇位，篡夺弑逆绝迹并日益强化、稳固的君权)、与邻国关系(从大一统的天下国家弱化为并立诸国中的一国)、党争(基于不同政治主张、以和平方式进行的政治权力争夺)、国家与社会间关系(从旨在改造社会以合于国家的目的到国家权力及其制度适应于社会变化)、学术思想的新倾向(经学方面从注重家法的汉唐注疏之学到注重独立思考、力求符合圣人“古意”，文学方面的复兴古文……)等方面所发生的“带有近世意义的变化”，以坐实“北宋以后堪称近世史”的结论②。
    内藤湖南“宋以后近世说”亦即“唐宋变革说”的创立，通常以大正十一年(1922)所撰《概括的唐宋时代观》的发表为标志③。尽管“唐宋变革说”的确有拜于此文发表才广为学界所知，但该文却来自于此前内藤湖南在京大连续讲授多次的“支那近代史”课程讲义。昭和二十二年(1947)该讲义以《中国近世史》之名，在弘文堂出版，据卷末所载讲义整理者内藤乾吉的“跋”语，知该书系参照杉本直治郎和贝冢茂树两位听讲者的课堂笔记整理而成。杉本氏笔记为内藤湖南生前所征集、收藏，其中有湖南亲笔补订之文，其封面有湖南亲笔题签：“大正九年第二回，第一回为大正七、八两年”，据之可知杉本氏笔记为大正九年(1920)湖南授课时所记。贝冢氏笔记则是大正十四年(1925)湖南授课时所记。据内藤乾吉氏考证，湖南大正九年、十四年先后讲授“支那近世史”时的讲义，实本于大正七、八两年讲义，不过略作补订而已，故参据大正九年、十四年听课笔记整理而成的弘文堂版《中国近世史》，其蓝本均是大正七、八两年讲义。④大正十一年发表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则如内藤乾吉所指出的，乃是将弘文堂版《中国近世史》中堪称最闪光的第一章“近世史的意义”，改题在学刊上提前发表，今比对二者可知，无论内容，抑或篇章结构乃至行文，几乎完全相同⑤。再以此二者比对前文谈到的明治四十二年内藤湖南所撰“支那近世史”备课笔记中的“绪言”部分，可知后者虽然稍微简略一些，但就其主要内容、基本观点而言并无不同，唯后者更强调宋“与邻国间的关系”，“经济上的变化”部分阙如而已，而内藤“唐宋变革说”的重心本在于政治、文化，特别是文化，并不在于经济。诚如内藤乾吉在《内藤湖南全集》第10卷“后记”中所云：“今日被视为著者(内藤湖南)史学标识之一的‘宋以后近世说’，可知在此时(明治四十二年湖南撰写“支那近世史”备课笔记时)已告成立。”⑥也就是说，内藤湖南最早提出“唐宋变革说”，实乃1909年。
    自1909年内藤湖南首创“唐宋变革说”，迄今已历整整一个世纪，而这一服役于中国历史研究达百年之久的学术命题，仍充满着活力，堪称学术史上的奇迹。这一命题的生命力，应当源于它的独创性和开放性。
    内藤氏以前的中日学者，已有仿照西洋史将中国历史分为上世(上古)、中世(中古)及近世者，但其时代区分大抵仍以朝代为单位，以历代治乱分合为依据，未尝脱离旧史学之窠臼⑦。内藤氏的“唐宋变革说”打破传统的王朝史体系，认为作为通用语的“唐宋”一词，“从历史特别是文化史的观点”来看“并没有甚么意义”，因为“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而且内藤氏所谓“近世”，乃具有之所以为近世的具体内涵和特征。这些内涵和特征显然直接间接地参照了近代西方史学对欧洲历史的划分及其相关理论和范畴，如上述1909年“支那近世史”备课笔记的“绪言”中，即指出宋代“学术思想的新倾向”，“与西洋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相似，虽以复古主义为名，实为自由探索的奠基和张本”。又如1914年出版的《支那论》，内藤氏在其开首即称“西洋所谓近世之意，乃指文艺复兴时代以后，即一般民众势力的增长”云云⑧。因此之故，内藤氏的中国近世论，乃至他的日本近世论，均注重平民势力的抬头。但另一方面，内藤氏又特别强调中国历史自然发展、自成体系的独立性、独特性，并将中国历史本身的发展及其阶段性等同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及其阶段性，换言之，他以文化作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轴，进而作为历史分期最重要的标准。这样，内藤氏的“宋以后近世”概念，既强调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固有特性，又与西洋近代有相重合或曰相通的一面，从而是一个“文化的近世”，一个“包含着‘西洋’近世的‘另一个近世’”，也就是说是一个比西洋“近世”更具包容性或曰更具普遍性的时代概念⑨。这就使得这“另一个近世”概念的内部不无矛盾--在包容“西洋”近世的普遍性和强调中国历史特色的独特性之间，充满着紧张。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唐宋变革说富于开放性，为后来者的理解、阐释，充实发展，或者批判证伪，留下了广阔余地和自由空间，并由此引发了激烈的学术论争，催生了大量的实证成果⑩，从而使这一寿至期颐的学术命题，不断释放出鲜活的问题意识，催生出新的学术生长点，其题虽旧，“其命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