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999-1062)，北宋庐州合肥人。他集忠、孝、仁、义、智、勇、廉、节于一身，为时人所称颂。他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清官，深受广大下层百姓的怀念和传诵，时至今日包拯在民间依然有很大的影响。关于包拯的研究，史学界、法史学界与文学界从不同角度推出了丰富的成果，笔者不揣谫陋，欲就包拯及其与同年的关系略作讨论①，以管窥宋仁宗朝政治之一斑。
    一、犯颜直谏的包拯何以平步青云--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包拯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是，在皇权日益强化的宋代，“清官”包拯除了自身廉洁奉公外，还多次犯颜直谏、抨击同僚，与滥用的皇权和贪婪、平庸、不作为等官场陋习作斗争。
    包拯犯颜直谏，不畏皇权。在反对张尧佐除宣徽使一事上，时任御史中丞的包拯“反复数百，音吐愤激，唾溅帝面”，宋仁宗无奈只好放弃，直到见了张贵妃才“举袖拭面”，并责问张贵妃说：“汝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②在宋仁宗晚年迟迟不立太子一事上，诸多大臣争相上奏，包拯言辞激烈，责问宋仁宗：“未审圣意持久不决，何也？”包拯的激烈态度激怒了宋仁宗，怒而问之曰“卿欲谁立？”明显疑包拯有拥立新君之野心，猜忌之心毫不掩饰。包拯以自己“行年六十，且无子，非邀后福者”为对，才消除了皇帝疑忌之心。③包拯“峭直”可见一斑。
    敢于直谏皇帝的包拯，面对同僚更是“严毅不恕，朝列有过，必须弹击”④，“数论斥大臣权倖”⑤，如弹劾三司使、温成皇后张贵妃伯父张尧佐，弹劾宰相宋庠，三司使张方平、宋祁，翰林学士李淑、酷吏王逵等，包拯均多次上章连番抨击，直至对方被罢免方止。包拯如此强势、激烈之方式，必然会招致众多政敌的反击，现存史料中虽找不到类似材料，但此类斗争当在情理之中。何况，包拯并非毫无瑕疵，如他对宋庠的弹劾明显有失公允；他弹劾掉二任三司使，而自己取而代之，亦有嫌疑。翰林学士欧阳修即曾上章批判包拯“逐其人而代其位，虽初无是心，然见得不能思义”，“此所谓蹊田夺牛，岂得无过？而整冠纳履，当避嫌疑者也”，“言人之过似于徼讦，逐人之位似于倾陷”，认为包拯“是可惜也，亦可嗟也”。⑥
    嘉祐四年七月，因三司吏把原应给与士兵的折支“积八十五日而不予”，最终导致士兵“相纠为乱”。三司使包拯“护吏不遣”，致使案件无法继续审理，因而受到负责勘验此事的提举在京诸司库务胡宿弹劾，包拯“皇恐，遣吏就狱”。但包拯仕途亦未受到任何牵连，反而很快迁给事中、三司使，继改枢密副使。⑦
    包拯一生历任开封知府、三司使、御史中丞、枢密副使等要职，他出仕26年(1037-1062年)间迁官25次⑧，平均1年左右即升迁1次，可谓频繁。宋代官员通常情况下是三年一任，而包拯迁转多是不满任就升迁。甚至在“命下之日，中外喧然”⑨、受到弹劾的情况下，包拯还是不断地迁官加职，终至绝大多数官员难以企及的执政官。这一切的原因何在？是包拯的能力出众，还是宋仁宗偏爱包拯，还是有其他因素？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笔者认为，包拯的能力和宋仁宗的爱才偏袒⑩都是包拯稳立朝堂的必要条件，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包拯同年的襄助，即在共同政治利益前提下，包拯得到了其高官同年的默许、宽容、保护和暗助，得到了其同年高官的荐举、提携与拉拢。
    二、包拯的同年有哪些
    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王尧臣榜共取进士377人。29岁的包拯中进士甲科，授官为大理评事、知建昌县(今江西南城)。(11)从初授官判断，包拯高中当年进士第一甲前30名，其才艺属于十分出众之列。
    天圣五年(1027年)科举考试，除了录取正奏名进士377人外，还有正奏名诸科等，共计1418人。(12)现存文献没有这一榜进士诸科题名录，但是，由于是榜后来成名、成功人士很多，史书中留下的个人记载较多。宋史文献专家龚延明、祖慧二先生修纂的《宋登科记考》一书，辑录了王尧臣榜进士142人、诸科2人，特奏名进士、诸科9人(13)，为我们了解这一榜科举考试及为官情况，提供了重要依据。
    宋代选官，“时取才唯进士、诸科为最广，名卿巨公，皆繇此选”。进士、诸科中，又以“进士得人为盛”，“登上第者不数年，辄赫然显贵矣”。(14)因而宋人称进士科为“将相科”，中进士者后来多显贵，天圣五年(1027年)榜多显贵即是如此。
    据《宋登科记考》，天圣五年(1027年)王尧臣榜考中进士、诸科“同年”中，官至宰执者多达7人：王尧臣、韩琦、吴育、包拯、赵概、文彦博、吴奎等。宋代出现过两次进士一甲前三名(即状元、榜眼与探花)同为宰辅的盛事，天圣五年(1027年)榜为其一。史载：
    王伯庸名尧臣牓，韩魏公第二，赵康靖公第三。嘉祐末，魏公为相，康靖为参知政事，伯庸虽先罢去，而魏公与康靖同在政府，当时号为盛事。熙宁末，王荆公相，韩康公、王禹玉为参知政事，三人亦皆同年，仍在第甲连名，禹玉第一，康公第二，荆公第三。荆公再入，仍与康公并相，尤为难得。时陆子履作诗云“须信君王重儒术，一时同榜用三人。”(15)
    按叶梦得的记载不太准确。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第一名杨真，第二名王珪，第三名韩绛，第四名王安石。杨寘31岁死去，在政坛上不太显赫，后人误将后来官至宰相的王珪当作状元。天圣五年(1027年)，王尧臣榜进士一甲前三名依次是王尧臣、韩琦和赵概。这两榜进士前几名，几乎同时在中书任长贰，宋代历史上极为罕见，“尤为难得”，传为一时佳话。包拯同年中有如此多的佼佼者，自然荣幸无比。这里扼要介绍一下包拯的6位官至宰执的“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