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着重论述了包拯与文彦博、韩琦和吴奎3位官至宰执同年之关系，至于包拯与王尧臣、吴育和赵概3位同样身为执政的同年之关系如何，从现有文献记载看，彼此交往不多，既没有互相攻讦，也没有公开荐举、吹捧。韩琦任宰相9年间，天圣五年(1027年)6位同年相继任执政官，他们和韩琦的关系应十分亲善，否则无法进入宰相韩琦的执政班底。由此推断，包拯与王尧臣、吴育和赵概3位同年，政见比较一致，相互支持(97)，彼此心照不官，恐非一般臣僚间的“同事”关系。
    宋朝是文人执政的时代，中国文人相轻的毛病被扩大化，衍生了宋代政治一大明显的特点就是党争不休。细数宋代结党类型，有地域型党派(如洛党、朔党、许党)，有学缘型党派(“新学”、“苏学”、程朱“理学”)，有政见型党派(如改革派“新党”，保守派的“旧党”；有主战派，有投降派；有太子党，太上皇党；在朝党，在野党)，有血缘型党派(如眉州的苏轼、苏辙兄弟的“苏党”，关中的吕大临、吕大忠兄弟的“吕党”)，还有同年型党派(如太平兴国三年(98)、天圣二年、天圣五年、庆历二年等同年结党)等。无论何种类型党派，贯穿其中的关键是政治利益。
    宋初柳开(947-1000年)曾指出同年关系及影响：
    历代充时用，为公相侯王，至下群吏，由词学进士中出以为贵。同时登第者，指呼为同年。其情爱相视如兄弟，以至子孙累代，莫不为暱比，进相援为显荣，退相累为黜辱。君子者成众善，以利民与国；小人者成众恶，以害国与民。耳闻目观，不越于此。(99)
    包拯与文彦博、韩琦等天圣五年同年的关系及影响，无不应验柳开之言。包拯与文彦博、韩琦等天圣五年同年互相认同，联姻结党，利益一致，党同伐异，互相帮助，共涉宦海。年长而又晚仕的包拯，在同年的提携、包容下，平步青云，26年为官生涯中迁官25次，最终名列执政的行列。他忠君爱民的抱负得到了最大的实现，他严毅不恕的优点得到充分的发挥，他刚正廉洁、孝义节俭的美名得以播扬，他能立稳斗争激烈的官场，能够成为一代名臣，与他的禀赋有关，与宋仁宗爱才有关，更与其同年高官的庇护有关。当然，包拯也在配合同年高官巩固权位、铲除异己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北宋历史出现了同年宰执群同时在位的现象，自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六月至宋神宗治平四年(1067年)七月长达12年间，宰辅大权由天圣五年同年群体联合操持。(100)幸运的是，这一群体按古人的标准，基本上属于“君子”，能力突出、忧国忧民，以国事为上，为宋仁宗晚年、宋英宗朝乃至宋神宗初年的平稳过渡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①按，关于包拯与其同年的关系研究很少，张彦霞、赵兴明：《韩琦与其同年交游考论》(载《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一文有所涉及。
    ②(宋)朱弁：《曲侑旧闻》卷1，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92页。
    ③(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187，嘉祐三年六月庚戌，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4年版，第4513页。
    ④(宋)王楙：《野客丛书》卷20《杜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52册，第716页。
    ⑤(宋)包拯撰、杨国宜校注：《包拯集校注》附录一《轶事汇编》，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293页。
    ⑥(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112《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1年版，第1693页。
    ⑦《长编》卷193，嘉祐四年七月甲辰，第4579页；卷190，嘉祐六年四月辛酉、庚辰，第4665、4666页。
    ⑧据孔繁敏《包拯年谱》(合肥：黄山书社，1986年版，第93页)记载包拯一生迁官27次。“27次”是包拯一生迁官次数的统计，包括天圣五年包拯中进士后初次授“大礼评事、知建昌县”和随后改任的“监和州税”。但包拯真正出仕的“26年”则自景祐四年算起。
    ⑨《欧阳修全集》卷112《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第1693页。
    ⑩孔繁敏：《包拯在宋代的地位及影响》，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61-469页。
    (11)《包拯集校注》附录一《宋故枢密副使孝肃包公墓志铭》，第274页。
    (12)(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选举7之14、15，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13)龚延明、祖慧编撰：《宋登科记考》卷4“仁宗天圣五年”，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22-131页。
    (14)(元)脱脱：《宋史》卷155《选举一·科目》，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604、3611页。
    (15)(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6，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6年版，第85页。
    (16)《欧阳修全集》卷33《尚书户部侍郎参知政事赠右仆射文安王公墓志铭》，第485页。
    (17)《宋史》卷211《宰辅二》，第5478、54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