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三年(1058年)，韩琦任相仅仅21日，包拯即由右司郎中、权知开封府迁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二人一为宰相，一为御史中丞，显然失去了宋仁宗的最初目的。在此期间，首相是富弼，韩琦仅为次相，但因富弼守丧在家，故次相韩琦和同年、御史中丞包拯共同打击政敌，经营天圣五年进士的政治势力范围，自在情理之中。
    《邵氏闻见后录》卷19载：(57)
    宋子京罢守成都，故事当为执政，未至，宰相于两地见次，尽以他人充之。子京闻报怅然……言者又论蜀人不安其奢侈，遂止为郑州，望国门不得入，久之，再为翰林承旨。未几，不幸讣至成都，士民哭于其祠者数千人。谓“不安其奢侈”者诬矣。宰相，韩魏公也。言者，包孝肃也。……竟不至两地，悲愤而没。
    邵博明确指明宋祁之所以不能入执政之列，是宰相韩琦和御史中丞包拯共同运作的结果，甚至不惜诬陷宋祁“不安其奢侈”！宋祁最终“望国门不得入”，“竟不至两地”，悲愤而亡。
    《长编》166，嘉祐四年三月己未条载有包拯弹劾宋祁之言：“拯亦言祁在益部多遊宴，且其兄庠方执政，不可任三司。”在御史中丞包拯的弹劾下，宋祁非但执政之望破灭，甚至连新任的“计相”(进入执政的必经之路)之位也不能保全，再次被放外任。宋祁“竟不至两地，悲愤而没”，而包拯两年后却昂首登上三司使之位。包拯被任命为三司使，“命下之日，外议誼然”！在此之前，皇祐三年(1051年)知谏院包拯与吴奎曾弹劾已为相7年的宋庠(996-1060年)，导致宋庠罢相。(58)直到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闲置7年的宋庠再次进入两府，不过他无法回到已为包拯同年文彦博和韩琦接连控制的相位，只得屈居西府枢密使。(59)此后不久嘉祐四年(1059年)三月，宋祁由成都被召回，接替被包拯弹劾掉的三司使张方平之位，包拯又揪住“其兄庠方执政，不可任三司，累论之不已”，朝廷“故命祁出守而拯代居其位”。(60)大概1年8个月后即嘉祐五年(1060年)十一月，枢密使宋庠也被免职，出判郑州。同一天，包拯的另一同年，御史中丞赵概出任枢密副使。(61)围绕宋庠、宋祁兄弟的任免和包拯同年们相继拜官，很难用偶然来解释。言路御史中丞和宰相总是由包拯同年交替充任，宋庠、宋祁兄弟免职外任自然不可避免！
    与政敌受打击相对应地，包拯明显受到了同年一党的庇佑和支持。嘉祐四年(1059年)三月，翰林学士欧阳修上奏说：
    昨闻拯在台日，常自至中书，诟责宰相，指陈前三司使张方平过失，怒宰相不早罢之。既而台中寮属相继论列，方平由此罢去，而以宋祁代之。又闻拯亦曾弹奏宋祁过失，自其命出，台中寮属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罢，而拯遂代其任。(62)
    宋制，禁止台谏官与宰相来往，更不可直接到宰相府“诟责宰相”，包拯居然敢如此行事，正是因为“诟责”的对象是同年韩琦。否则，包拯非但位置不保，而且会被贬！事实上，包拯最终升任与中书、枢密院鼎足的三司，担任长官。当时任枢密院长官的是宋祁兄宋庠，因此，北宋前期权力中枢之中书、枢密院和三司鼎足的格局，由于韩琦、包拯同年关系，实际上是两足并立。前文已述，宋仁宗以“选任差除，尽归宰执。然能以腹心耳目寄之于台谏，大臣犹恐惧，不敢泰然作奸”(63)。这一时期的台谏长官为赵概，仍然是韩琦、包拯的同年。(64)制度设计，常为人事安排打破。再相后的韩琦已开始经营自己的权力圈子，到了宋神宗即位之初，完全形成了“(韩)琦等方以两朝顾命，傲然自居，顾视朝廷，惟己所欲。且琦执政一年，上视两府大臣，中外要职，莫非亲旧，根盘节错，异己者必逐，附己者必升”(65)的专权局面。韩琦的权力核心层，包拯等同年悉数囊括。
    包拯入仕晚，年龄大，但在同年高官的照顾下，后程发力，晋升迅速。前有欧阳修指斥，后有胡宿弹劾，也无法阻挡。在三司使任上，包拯一度“皇恐”。嘉祐四年(1059年)七月，发生了两起“兵变”，均与三司有关。第一起是河北路拣汏老羸兵，军士颇有怨言，其中骁骑卒张玉“疑三司使包拯以祫享甫近，爱惜赏给”，令诸路精简兵员，“因突入三司诟拯”，遭到杖杀。第二起，陕西路泾州卒以“折支不给，出恶言慢通判，相纠欲为乱。其后斩二人，黥四人，乱意乃息”。宋仁宗下诏提举在京诸司库务胡宿调查此事，胡宿“劾三司吏不明计度。三司使包拯护吏不遣”。胡宿上奏宋仁宗言：
    泾卒悖慢，诚当罪。然折支军情所系，积八十五日而不与，则三司岂得无罪？陛下以包拯近臣，不欲与吏一体置对，可谓曲法申慈。而拯不知省惧，公拒制命如此，则主威不行，纲纪益废矣！
    包拯“皇恐”，不敢再包庇下属，遂“遣吏就狱”。(66)这两次“兵变”幸未酿成大祸，因与军队补给有关，三司使包拯应负连带责任。但三司使包拯未受任何影响，反而在事隔一年后，即嘉祐六年(1061年)四月，晋升为枢密副使。(67)
    宋制：枢密副使、参政政事有缺，“宰臣进拟，例以三司使、御史中丞、知开封府一人补其员”(68)，而“台谏实参论议”(69)。但是，宋仁宗晚年“选任差除，尽归宰执”(70)，而台谏官“公议”的作用名存实亡。因此，执政大臣的任命，宰相的意见至关重要。而此时宰相有二，首相富弼守丧在家，次相正是韩琦。如此，在为期仅一年的三司使职位上，虽然前有欧阳修抨击、后有胡宿弹劾，包拯依然昂首升任枢密副使，跻身执政行列。
    包拯一生关键的晋升，如问责贬谪后快速复位、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权三司使与枢密副使等职，皆与他的两位高官同年密切相关。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以前，两次为相的文彦博帮助最大。嘉祐三年六月以后，包拯的所有升迁和化险为夷，均与宰相韩琦扶植、庇护息息相关。当然，包拯也为其同年一党的利益作出了相应的回报，如张方平、宋祁之罢三司使、“两制臣僚不许诣执政私第，执政尝所举荐，不得为御史”的宋朝旧制之废除，皆是包拯之力。(71)由此可见，包拯与韩琦二人因同年之谊，加上政见一致、利益共享，联手打破了宋代互相掣肘制度的设计，并形成了同年结党，排除异己，而韩琦专权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