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包拯与吴奎的多次合作
    包拯比吴奎(1011-1068年)年长13岁，但吴奎明经出身，虽年少得志，升迁却并不快。年长而又晚10年出仕的包拯，由于是进士出身，很快就赶上吴奎。在仕历官位上，二人极为相似，相差无几；在政治上，二人不约而同“结党”文彦博、韩琦，又同时知谏院而成为“僚友”。包拯与吴奎应属同一类型的官员，交往频繁，交情很深。在四库本《包孝肃奏议集》中，吴奎是包拯提到最多的同年，多达12次之多。包拯去世，包拯的墓志铭也是由吴奎撰写。由于史载阙如，我们无法看到见证二者亲密往来的书启，但从他俩多次通力合作，弹劾外戚张尧佐、宰相宋庠等，可以窥视其思想行动上的高度一致性。
    包拯大约于皇祐二年(1050年)年初至四年(1052年)三月知谏院(72)，而吴奎于皇祐二年前后(73)至三年(1052年)十月同知谏院(74)，二人同时在同一机关任职，其友谊当在此短暂共事期间进一步加深。其间，他们极尽谏职，步调一致，做出不少震惊之举。
    其一，共同弹劾外戚张尧佐。张尧佐，字希元，河南永安人。宋仁宗爱妃温成皇后伯父，进士出身。以外戚身份，在宋仁宗朝屡屡升迁，遭到朝臣不断非议。皇祐元年(1049年)三月，他由端明殿学士、给事中拜权三司使。同年九月，晋三司使。监察御史陈旭(后因避宋神宗御讳，改名升之)论张尧佐“以后宫亲，非才也，不宜使制国用”。宋仁宗“不听”。(75)皇祐二年(1050年)，包拯、吴奎任谏官，联合谏官陈升之，共同论奏张尧佐不能主财计，甚至将当时的自然灾害、国家财乏，都归咎于他。(76)宋仁宗迫不得已，于同年闰十一月改授三司使、户部侍郎张尧佐为宣徽南院使、淮康节度使、景灵宫使、同群牧制置使，赐张尧佐之子希甫、及甫进士出身。(77)宋仁宗的荒唐任命，引起公愤，招致殿中丞张择行、唐介，谏官包拯、吴奎、陈旭和御史中丞王举正等7人的更加猛烈攻击。(78)当时台谏官“进对之际，失于喧哗。在法当黜”(79)，包拯甚至“大陈其不可，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80)。宋仁宗迫于众势，震怒之余，“特示含容”，下诏“自今台谏官相率上殿，并先申中书取旨”。(81)皇祐三年(1051年)八月，淮康节度使、同群牧制置使张尧佐，罢为宣徽南院使，判河阳。(82)谏官们在与外戚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客观地讲，谏官们集体弹劾外戚张尧佐，迫使宋仁宗罢张尧佐任职，并公开宣布“自今后妃之家，毋得除两府职任”(83)，对宋代避免类似汉唐外戚专权、祸乱朝政历史悲剧的重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包拯、吴奎等通力合作，功不可没。
    其次，攻击宰相宋庠。前文已提到，知谏院包拯与吴奎弹劾宰相宋庠之事。宋庠(996-1060年)是宋代位数不多的状元出身的宰相，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任参知政事，八年五月升枢密使，皇祐元年(1049年)八月，与文彦博同时拜相。(84)皇祐三年(1051年)二三月间，知谏院包拯前后曾两次弹劾宋庠：
    (宋庠)自再秉衡轴，首尾七年，殊无建明，略效补报，而但阴拱持禄，窃位素飡，安处洋洋，以为得策。且复求解之际，陛下降诏，未及断章，庠乃从容遂止其请，足见其固位无耻之甚也。(85)
    包拯攻击宋庠的理由是尸位素餐、“固位无耻”，同年吴奎推波助澜，终致宋庠罢相。(86)客观地讲，包拯对于宋庠的指责过于苛责，有失公允，清人冯景认为宋庠“素有才望，不愧科名者，秉衡七年不为久，无所建明为罪，又求解不得命乃止，而包公直以‘固位无耻’斥之，抑何过之深也！……观其疏曰‘执政大臣与国同体，不能尽心竭节，卓然树立，是谓之过，宜乎当黜’，不必指瑕末致罪名而然”(87)。冯景含蓄地点明，包拯以“瑕末”而致宋庠之罪，是包拯等人铲除异己的借口，而且包拯与吴奎并没有将弹劾目标对准同年、首相文彦博，而是直指次相宋庠。首相文彦博、知谏院包拯与吴奎，同年三人结党、排除异己行为显而易见，以至于宋仁宗也承认“奎、拯皆阴结文彦博”是事实。因此，当这一明显结党行为为殿中侍御史里行唐介毫不留情地道破时，天圣五年榜进士一党付出了相应的政治代价：宰相文彦博、谏官吴奎皆免职外任。当然唐介在这场政治博弈中也付出了惨重代价，被“责授春州别驾”(88)。
    在此次政派斗争中，唐介矛头直指宰相文彦博，并连带上知谏院吴奎，因而包拯并未受到贬降。故在吴奎被责外任知密州时，包拯又毫不避讳地上奏宋仁宗，试图保住吴奎的谏官位置。解救不成，他又连续7次上章，请求外任。(89)包拯和吴奎政治上共进退之态度可见一斑。
    其三，共同弹劾翰林学士李淑。李淑，字献臣，徐州丰县人。宋仁宗朝宝元、康定年间参知政事李若谷之子(90)。12岁，赐童子出身。天圣六年(1028年)，赐进士及第。累官至翰林学士。(91)皇祐三年(1051)十月，谏官包拯、吴奎等弹劾翰林学士李淑言：“淑性奸邪，又尝请侍养父而不及其母。”宋仁宗罢免其翰林学士之职，“以端明、龙图阁学士奉朝请”(92)。包拯、吴奎以李淑不孝为由奏罢其翰林学士，其执政之途被阻断，终因“屡为言者所斥，讫不得志，抑欝以死”(93)。
    史载，包拯知谏院期间，“数论斥大臣权倖”(94)，上述三人即是明证。在此期间，吴奎作为包拯的同年、同列，积极参与、主动配合。在对人方面，二人既在共同面对权贵大臣方面步调一致，在论奏地方官方面亦是同心协力。最典型的，是包拯紧盯酷吏王逵(991-1072)不放，曾先后7次弹奏之，其中有6次是包拯与陈旭、吴奎共同论列。最终，迫使朝廷改变王逵的任命。
    谏官包拯、吴奎在斗争激烈的官场，不避人言，互相声援，公开指名道姓指射大臣，弹劾掉数位重臣的同时，也共同论奏，做出很多实事。如，国信司三番使沿途扰烦地方州军的积年陋习，即因包拯、吴奎合力论奏而罢(95)；谏官自由言事，“事或过当，更不令分析及取戒励”的特权，亦是二人合力上奏而被朝廷采纳的。
    作为同年、同列，吴奎言行表现出和包拯的高度一致性，共同对付权贵，同涉宦海险滩，结下了深厚、持久的友谊。吴奎贬官外任，包拯舍身救之。包拯早逝，儿子年幼，时为枢密副使的吴奎协助办理丧葬事宜，并亲自撰写墓志铭(96)，为二人多年友谊划上完美句号。